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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德旺“跑路”背后隐藏了什么？

美国大选过后，其制造业回流的问题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进而引起中国反思制造业的发展前景及税收负担问题。

从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举措看，其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减税及发债，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采用“营改增”作为主要的抓手，充分体现出其“减税”的政策导向，以期达到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所以，从“减税”的角度看，政策的导向与民众的诉求应该是一致的。

然而中国诸多企业仍觉得税负高。

2016年12月20日，一则消息在朋友圈刷屏：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投资6亿美元、在美国莫瑞恩建造的汽车玻璃厂正式投产。

有人猜测：曹德旺这是要“跑路”的节奏?

2016年曹德旺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吐槽中国税负高，让中国企业税负问题再度成为舆论焦点。

曹德旺接受媒体采访时耿直无比，说了一堆大实话，比如“中国实体经济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国贵”、“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投资化的重复建设，拖一年严重一年”、“整天讲明年会好，明天会好。谁不想明天好。不切实际的去做那明天会好吗?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们应该改变这个方式。特别你们这些做传媒的”，等等。

　　事实当然不是。只不过，在李嘉诚抛光国内资产上岸的新闻后，大家对此或多或少会有些敏感。曹德旺的言行背后暴露出的国内营商环境的问题，我们认为倒是一个真问题。换句话说，民营企业、尤其是实体企业们，究竟为什么要“跑”?

税负

远看李嘉诚，近看曹德旺，投资海外在企业家圈子里比比皆是：山东太阳纸业将投资超过10亿至13亿美元在美国阿肯色州建厂，中国天源纺织也将投资2000万美元在阿肯色州设立服装制造厂……和特朗普所言中国“偷走了美国的工作机会”不同，曹德旺此次从通用手中低价收购的废弃工厂，满负荷状态下能给当地提供2500个工作岗位。

　　企业家们为什么纷纷往外跑?原因很多，细细想来，却也在情理之中。

　　先说最直观的，税负。近几年，国内企业利润增长乏力，利润率能做到10%以上，已经很厉害了。但历经国家几次减税，仍然有诸多企业叫苦不迭。

　　国内企业的税负主要来自哪里?除了25%的企业所得税，还有高达百分之十几的增值税，更别提印花税、车船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费等其他税种、费用。

　　中国的税负究竟高不高?不同的人和企业、机构，都曾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验证，给出了趋势一致的答案。

比如，曹德旺说，美国对企业征收的所得税是35%，加地方税、保险费其他5个百分点共40%，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给出的数据显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负担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业的宏观税负率已将近37%;

　　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测算，我国企业综合税负达到50%以上，在21个亚太经合组织国家中排名第四。其观点更为激进：中国的税率让企业老老实实交税，基本上处于死亡的边缘，这就是“死亡税率”。

　　由此，即使各方数据由于口径、测算方式不同，但大家的基本判断一致：目前企业的税负成本的确居高不下。

　　更现实的问题是，在企业税负普遍较重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常常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对于国有企业，国家经常给予返税。一些垄断型央企集中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税负主要转嫁给了中下游企业和消费者;若剔除企业规模和业务类型特殊的央企，民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率，明显高于地方和部委所属国企。

　　土地、知识产权、水电气等因素

除了税负，中国企业选择往外走，还有诸多原因。　

土地资源。首对于土地这样的稀缺资源，宗庆后就曾吐槽：现在工业用地的价格需要几十万、上百万一亩，这么大的投资成本谁去投?

　　与此同时，水电气等能源价格却始终坚挺。在原材料等成本基本稳定甚至下降时，这类成本在企业总成本中的占比不降反升。人民日报就曾报道，一些企业即使一个月不用电、同时向供电部门报停，也要交变压器基本电费数百万元。

　　制度性成本，如环评、能评、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审批，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费用成本，哪项都低不了。

政府层面因素

　　政府公信力。一些地方政府主导的PPP项目中，签约前答应得很好，签约后却遇到承诺缺失、不讲信用，让一些民营企业吃了亏，对营商环境更缺乏信心。还有的是前任地方领导签的合同，新官不理旧账。虽然根据法律原则和合同法，只要合同条文内容没有违反法律前提下，代表个人签订的与是否在政府任职无关，若存在法律履约能力的应当执行合同。然而在现实操作中，民企地位弱势，想要主张权利常常岂是那么容易?所以，企业前期投资打水漂的事情屡见不鲜。

　　执法随意性。有人私下里吐槽，现在的许多企业，单说消防设施这一项，如果真按照要求做齐备了，恐怕没几个能活下来的。现实情况常常是大家都不合格，相关部门检查时，自由裁量权很大，会不会被处罚，就看企业自己怎么“运作”了。

　　看完这些，再对比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美元升值、资产吸引力增强等因素，也就更能理解曹德旺说的，为什么在美国白领、蓝领成本各自是中国2倍、8倍的情况下，依然能比中国多赚百分之十几。

　　民间投资形式严峻

　　中国的企业、资本出海，优化配置全球资源，本是好事，政府还长期提倡过中国企业“走出去”。为何如今，却变得五味杂陈起来?

　　一方面，国内民间投资增速大幅下滑，投资主要靠“国家队”撑着;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增速则频频跃升，国内制造业和实体经济正面临“空心化”的危险。

　　形势有多严峻，从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可窥一斑。“着力振兴实体经济”、“稳定民营企业家信心”、“保护企业家精神，支持企业家专心创新创业”、“加强产权保护制度建设”、“坚持有错必纠，甄别纠正一批侵害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等表述，无一不是为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度身定做。

尤其是降成本的部分，中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减少审批环节，降低各类中介评估费用，降低企业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如岛叔此前文章分析，今年经济工作会的问题意识、针对性都很强，更可见国内实体经济增长乏力、“脱实向虚”的问题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程度。

　　所以企业家出海大举建厂，有其自身的无奈。我们需要提倡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但企业只有先活下来，才能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假如在目前国内的多重压力下，无法获得正常的盈利以持续发展，走出国门寻找更合适的地方只能是符合市场经济逻辑的自然选择。

显然对于制造业及任何一个行业而言，税收负担的降低必然有利于其资本的积累、设备的更新、技术的研发以及可持续性发展，多项研究已充分印证了这样的结论;土地资源，水、电、气等硬性成本也始终与企业的命运捆绑在一起。

分析:

企业是经济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中国还是最为核心的税源，因此企业的盈利与发展，对于征纳双方来说均为共赢的格局，在这一点上双方应看到利益的一致性。从税收环境看，有三个问题应该引起重视：

一是企业的税收公平问题。目前由于市场、法制及征管三个方面均在完善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每个企业在征税上是完全平等的。有的企业依法纳税，而有的企业偷税漏税;二是企业没有有效运用税收政策。目前大型的央企或省属国企尚无法完整地利用各项税收政策，中小企业就更是一片茫然。利用好税收政策能很好的为企业节省一笔不菲的费用;三是税收政策的引导功能。税收政策原本便是宏观经济决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任何一个国家均具有政策引导的功能，鼓励的加以减税，抑制的加以重税，因此，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调整其产业结构及商业模式以适应这样的政策导向。

此外,政府应出台更有利于中国企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在倡导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能使得国内企业家投资能如火如荼，只有政府与企业共同努力，中国企业家才不会表现出貌似“跑路”的现象,中国经济才能在世界经济中更具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