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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喜欢它，但不得不把钱交给它” 培训班如何占领学校“减负”后的地盘

93%的中国内地父母，都正在或曾经为子女支付私人补习费用，高出63%的全球平均水平。这是汇丰银行发布的2017年全球调查报告《教育的价值》中的调查结果。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的观察，10年前，一线城市上辅导班的家庭还不到30%，现在，北京、上海的家庭年度辅导班开支超过10万元的比比皆是。十年时间，校外辅导从“可选项”变为“必选项”，几乎成了学龄孩子家庭的常态。

“减负”政策也随之从校内延展到了校外。2018年2月底，教育部、民政部、人社部、工商总局等四部门印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

该通知最为人们关注的有三点：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坚决查处将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为；坚决查处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后到校外培训机构讲，并诱导或逼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等行为。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采访家长、老师和校外机构，发现校外培训的症结在校内。因为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为了考上更好的学校，家长在“减负”的校内学习之外给孩子“自主增负”。因为家长的需求旺盛，校外辅导机构的市场就格外火爆。

对于校外辅导机构，一位家长说，憎恶谈不上，主要是焦虑和无奈，孩子累、收费高，“我肯定也不喜欢它，但不得不把钱交给它”。

重点大学名额有限，补不补？

叶非是一名上海三年级女生的父亲。从幼儿园中班开始，他们家就走上了校外培训之路，一开始是兴趣班，“小主持人”、武术之类。也报了“看图说话”课，其实是语文辅导，因为家长群里在传播一种焦虑，如果不补拼音和写字，一年级完全跟不上。

进入小学，他们开始读校外机构“学而思”的奥数班，早先还因为入学名额紧张，需要早早排队。三年级，他发现女儿英语落后了，于是加上了英语课。“语文没报，实在是没有档期了。”他说。

他家的校外辅导主要安排在周末，占掉一天半时间。大人需要陪读，基本是坐在教室外面刷手机。每个月的校外辅导花销在3000元以上，算是少的。

叶非的女儿说，“班级里很多都补”。数学语文应该补，英语是必然补，因为家长会上老师说了“如果你小孩真的要学会英语，必须要在外面补”。

因为公立学校的英语教学要求太低，远远达不到升学选拔的要求。比如叶非女儿现在三年级，刚把字母学完、开始学打招呼，但在校外辅导班已经教“祈使句”了。而一些来自名校的学生已经学过了祈使句、过去时这些知识。

为什么要赶上他们的进度？主要是为了小升初的选拔。对于目前沪上炙手可热的民办名校来说，面试就是为了择优，并不以“纲”为限，英语面试“超纲”就是很自然的。虽然相关部门也给了各种限制，比如小升初的面试不允许选拔类的测试、不能带纸笔进去，但是叶非了解到，有的现场会一人发一个iPad作答。

只要名额有限，学生就会竞争。“并不是我们家长神经病，一定要把孩子逼死。孩子是自己的，教委怎么可能比家长更爱我们的孩子呢？如果学校里教的和选拔机制匹配了，我们就不补。”叶非说。

一位在广州两所校外辅导机构教语文的老师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与考试内容相比，现在校内的教材太简单了，更像是活动大纲，没有丰富的习题和讲解。“教材不讲，但考试都会考”。学生们只好去上辅导班、买参考书，因此也活跃了教辅书市场。

“在重点大学入学名额有限的情况下，谁敢放松课业？学校减负，减少教学时间和作业，那正好被课外培训机构接手。”他说。

校外的应试教育“干货”

在校外辅导机构的教学中，让叶非最不满意的，是过于应试。从前他寄期望于激发孩子兴趣的地方，却承担起了从前学校的角色——填鸭式教学。

比如最近，他三年级的女儿用了两个小时，就在校外辅导机构学完了数学的“分数”，用一些朗朗上口的口诀解出了题，但是对于这个概念到底什么含义，“孩子是懵的”。

校外机构会把知识点细化成一个个关卡，孩子学完了就会在“成长树”上打个钩，解锁新成就。叶非说，这让家长看到花钱的效果，但是知识的积累和“吃透”很难衡量，“成长树”的方式更直观，虽然孩子可能不是“学会”，只是“记住”。

在一家著名校外辅导机构教书多年的老师王强也对南方周末记者坦陈了这种功利性。

按照正常的教学顺序，英语是“课文－单词－语法”三步，数理化是先有问题导向，再引出理论和分析。但是在辅导机构，会直接砍掉“课文”和“问题导向”的部分，直接进入“干货”，背单词、记解法。他说，其实这符合不少学生和家长的愿望，他们不觉得积累和循序渐进有什么用，认为是在浪费时间，看不到效果。

对于学生来说，应试习惯甚至已经阻碍了正常交流。比如在语文作文中，学生不关心文章怎么写得好，只关心得分点，看到“记叙文写作注意情节的抑扬起伏”这样的要求，会问：“是不是有句子交代‘抑扬起伏’就给分？”

“应试教育是真不分校内、校外的。”王强感慨，要“素质教育”肯定要淡化考试，但有选拔、有考试最终拦在那儿，就要分出高低优劣来，家长的焦虑总会爆发出来。

关于是谁在要求“应试”，一家培训机构的创始人也委婉地说，在这个市场里，辅导机构是被动的一方，家长才是主动的。需求决定供给。

王强也说，确实存在“提前教学”的情况。对于学生来说，比别人学得早、别人不会时他会了、别人课堂测试还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候他已经做熟了……这些是很有诱惑力的，而且一个“早学”就会带动一片，很容易形成攀比。

此次四部委发布的专项治理通知，要求坚决纠正校外培训机构的“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强化应试”等不良行为。在王强看来，考虑到孩子不同年龄的接受能力、对思维成长的培养，这几点确实应该规范、纠正，但是从具体实施来说，前两者好办，“强化应试”这一点较难界定。

以数理化而言，做题是不是应试？但是不做题就没法讲课了。以语文来说，很多人分不清应试和理论研究的区别，比如老师说“来，我教你考场作文框架”，这显然是应试，但如果说，“来，我教你用‘思维导图’构思文章”，听起来就很“素质教育”，但在教学中其实二者差别不大。

此外，四部委的治理通知中有更细化的要求，“校外培训机构开展学科类培训的班次、内容、招生对象、上课时间等要向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对此，一位培训机构创始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些信息进行审核备案并向社会公布是可行的。但是具体到上课内容，其实监督会比较困

难，因为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比如你上报涉及了某个考点，具体的讲课过程中，给学生拓展一下行不行？

火爆的培训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吴国平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根据中国教育学会公布的报告，2016年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产业的产值高达8000亿元，相当于全国最富裕的省份之一江苏省全年的财政收入。

以单个企业的增长，也能看出来这个行业迅速的攀升曲线。

在美国纽交所上市的公司“好未来”，前身就是中小学教育机构“学而思”。2018年2月末，好未来市值超过184亿美元，大幅超越曾以出国留学为主业的教育龙头公司新东方（144亿美元）。

根据其年报，好未来在2010年上市后营收快速增长，2017财年营收达到68亿元，较2016年增长68.3%，2012至2017财年营收增长646%。

在培训人次上，好未来从2013年的82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393万人次，2017同比增长高达163万人次，急速扩张。

据2017年11月发布的《2017胡润80后富豪榜》，37岁的第一大股东、董事长兼CEO张邦鑫以400亿成为“80后白手起家首富”。

不仅是好未来如此，新东方集团2017财年总营收增长22%，其中，直接与好未来竞争的优能中学增长40%，泡泡少儿收入增长率超过55%。这两项总营收已经占据新东方总营收的55%，新东方已经从一家出国留学培训机构逐渐蜕变成针对学龄孩子的校外培训机构。

一位曾任大型连锁教育机构高管，而后出来创业的教育机构创始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2000年起整个行业就开始变化了，越来越火，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的增加，小家庭有了剩余的财富可以放在培养下一代身上。

一般从一个家庭有了孩子开始，这个支出就产生了。在小学以前，有种类繁多的早教班、兴趣班，上了学以后，仍然有兴趣班、竞赛班，还有学习辅导班。三年级以前，一般以兴趣为主，三年级以后应试需求更多。

“现在，学生教育经费已经基本上成为了一个家庭除了房子以外的第二大支出了。”他说。

校外辅导的普遍费用是一节课200-300元，每节课两小时。此外也有昂贵的培训，比如音乐学院老师教钢琴、与美国教育接轨的自然兴趣班，一套课程全年花费数万元。

王强说，“单独看一套课程可能价格还好，关键是报五六门课的大有人在，这样一年下来大几万就没了。”

就教师收入而言，他透露，普通教师一般是一小时150-200元，专家更多。一位培训机构的老师，如果每周安排16小时的课，加基本工资，税后收入也能上万，而且时间自由。在学校的老师每天去上班，收入也不一定高过这个水平，但是在校老师的好处是户口、宿舍、固定假期，“在学校和培训机构当老师，说白了就是体制内外的差别”。

求解三点半现象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让校外辅导机构成为一些家庭“标准配置”的一个客观原因是，小学生放学太早，一般在三点半左右，被称为“三点半现象”。

一位曾担任上海市教育部门领导的采访对象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自己的外孙也在上小学，此前三点半左右放学是常态。放学以后没地方去，他指着家对面的马路，“这里面就有很多培训机构，好多大楼里都有，有的在教育部门登记了，有的没有”。

在他的印象中，“减负”之后，每节课的时间缩短了，从前一节课45分钟、50分钟，后来缩短到35分钟或40分钟。而且孩子们在校吃完午饭就上课了。上课时间压缩了，放学时间就提前了。

叶非也说，自己的孩子一、二年级是下午三点半放学，现在是四点多，下午在学校是自修课和活动课，如果不想参加，家长两点半就可以把孩子接出来，在外面再排一节课。

目前，在一线城市上班的家长，罕有能在下午五点半之前到家的。这样的现实下，校外培训机构实际上承担了“托管”的责任，让孩子在父母下班前去那里学习、写作业。

2018年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开幕会结束后，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现身人民大会堂北大厅的“部长通道”，记者向他提出了“三点半放学”的问题，他表示已有25个省份发布了符合各自实践的政策措施，并列举了北京、上海、南京、广西探索的四种模式，对于校外托管班乱象，则将加强相关立法予以治理和解决。

自2000年以来，国家教育相关部门先后发过不同版本的“减负令”。在上海，先后规定小学不留书面家庭作业，中小学作业控制在1小时以内，学校不得占用学生休息时间集体补课，不得随意增减课程门类、难度和课时等等。2017年，上海奥数“四大杯赛”中的三个或停办，或更名。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一份《上海市基础教育“减负”问题反思报告》，这是里瑟琦智库基础教育委员会在调研三十余位基础教育教师和百余位学龄段家长的基础上形成的报告。

报告显示，针对2017年上海市政府提出将减负的着力点定在整顿规范教育培训市场这件事，老百姓多数表示“不买账”。很多人认为，学生负担过重的背后是家长“自增负担”，是家长为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埋单”，“无奈”但“无悔”。

只要重点大学和重点高中的入学机会是稀缺的、优质民办初中和广大公办初中之间存在培养标准的显著差异，家长对孩子的自主增负就不会停止。

在一些教师看来，公办学校教学大纲的要求已经非常低了，甚至可以说已经“无负可减”。减得越多，留给私立学校和培训机构的空间越大。

在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一的文章《日本教育减负30年反思》中写道，1976年开始，日本实行了一系列减负政策，包括降低教学大纲标准、减少规定学时和公立学校去重点化。“宽松教育”产生了两大现象：私立学校一票难求，以及课外补习成为家庭必备。

当“减负”约束公立学校后，想要受到更有竞争力的教育的学生都转投私立学校。补习方面，根据日本文部省调查，全日本中学生校外补习比例从1976年的38%上升到1993年的60%，小学生补习比例从12%上升到24%。

几十年来，课外补习产业蓬勃发展，经过一番市场竞争兼并，构成了著名的首都圈“四大塾”格局，由四家机构把持补习产业。且不说高昂的学费，许多家长发现，如果在家中不做充分的预习准备，连较好的补习学校都进不去。

上述里瑟琦智库的报告中说，“如果需求侧不发生改变，那供给侧的调整仅能治标而无法治本，甚至可能会导致教育培训市场在大规模清理整顿之后被少数几家‘存留’机构垄断。”

在市场需求火热的现实下，课外培训市场上会不会形成日本这样的垄断型课外教育机构，已引起不少人士的担心。

吴国平教授在意的则是整个社会流动的通道：“教育的本意是‘教养’，但是现在全社会的教育焦虑不是为了教养，而是为了获得更高进入社会的门槛和更多的机会。如果社会不给普通人以通道、提供更多流动性机会的话，谈‘减负’和‘素质教育’没有意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叶非、王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