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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正非：生活的烙印

企业文化往往最容易受企业灵魂人物的影响，也往往最能映射灵魂人物的特质。

任正非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4年，他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也是文革的亲历者；他带领华为成为中国营收第一、7成营收来自海外的民营企业，也曾在经济拮据之时从商被骗200万而被公司开除；年轻时他父亲遭批斗，母亲和兄妹七人艰难度日；年逾半百他成企业一把手时告诉员工“不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员工都要坚定不移地保持安静，听党的话，跟政府走”。

任正非被人冠以很多称号，“军人总裁”、“硬汉”、“学毛著标兵”等，他或许是难以被了解的，一来他拒绝被人解读，二来经历丰富且坎坷。但回顾他的话，或许能感受得到他的拼命、忠诚、无私，那个特殊的年代，养成这些品质或许并不难理解。

严苛与宽容

如果问华为是不是一家严厉的企业，估计很多人都回答“是”。员工在执行力强的企业里，工作压力都不会小，更何况通信行业，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技术攻关的艰难，会让企业想要跑得快点、更快点。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里写，华为老喊“狼来了”，问员工“你的部门有什么危机，你的科室有什么危机，你的流程有什么危机。还能改进吗？还能改进吗？还能提高人均效益吗？”而“既没犯过错误，又没有改进的干部可以就地免职”。

2017年，华为全球销售6036亿人民币，同比增15.7％，营业利润则远比不上腾讯、阿里，在营收层面大于BAT之和。但任正非说，2017年华为做得不够好，轮值CEO被处分，部分高管连降两级。

对于华为老员工来说，最早感受到公司残酷的优胜劣汰规则，可以追溯到1996年。当年，为了激起员工士气，任正非让市场部所有的干部，每人提交两份报告，一份是述职报告，一份是辞职报告，如果述职报告没有被认可，就要离开岗位。据称，当年市场部换掉了30%的干部。

任正非对华为的高层要求很高，《华为的冬天》里对好干部有这么一段描述：区别一个干部是不是好干部，标准有四个：第一，有没有敬业精神，对工作是否认真，改进了，还能改进吗？还能再改进吗？这就是你的工作敬业精神。第二，有没有献身精神，不要斤斤计较，我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不可能做到绝对公平……献身精神是考核干部的一个很重要因素。第三点和第四点，就是要有责任心和使命感。如果没有责任心和使命感，为什么还想要当干部。如果还有一点责任心和使命感，赶快改进，否则最终还是要被免下去。

但任正非个人觉得，他对普通员工是宽容的。他在《我的父亲母亲》文章中称“我主持华为工作后，我们对待员工，包括辞职的员工都是宽松的，我们只选拔有敬业精神、献身精神、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员工进入干部队伍，只对高级干部严格要求。这也是亲历亲见了父母的思想改造的过程，而形成了我宽容的品格。”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教师，父亲在文革时期被审查。任正非说，对于革命中坚分子，是国家和社会的栋梁，无私无畏，这些人是少的，而为了选拔这些人，多花审查成本是值得的，而像他的父母那样，仅是追随革命、拥护革命或者不反对革命的人，是多的，应该给予他们机会，不用要求他们那么纯洁，花上那么多精力去审查他们，高标准要求他们，他们达不到也痛苦。

任正非大学读的是建筑工程，毕业后工作和参军期间，做的也是跟基建工程相关的工作，1983年任正非复员转业到南海石油后勤服务基地，1987年筹资2.1万元建立华为，可以说，在成为企业家之前，任正非没有管理经验，他的管理心得，均来自于自己对所听、所见、所历的思考。

对于华为的管理，任正非曾经写过：“我们对高级干部实行严要求，不对一般干部实施严要求。因为都实施严要求，我们管理成本就太高了。因为管他也要花钱的呀，不打粮食的事我们要少干。因此我们对不同级别的干部有不同的要求。”

狼性文化

从注册资金2.1万元到现在营收过6000亿，从2003年才开始消费者业务到华为手机出货量挤进世界前三，背后的支撑因素有很多，例如注重技术，每年坚持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到研发，研发人员8万以上，占员工总数的45%，近十年来累计投入研发3940亿元；例如员工努力，加班文化成风，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例如ICT的需求增长等。

华为还有个特点是一直很注重对员工的激励。任正非只持有华为控股1.01%的股份，其余的股份由员工持有。华为也是最早实行员工持股的企业之一。此外，任正非早在2014年就公开说过，自己所有的家人都不会接华为的班。

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文章中写到，华为能发展起来，跟他自己不自私有一点关系，而他的不自私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更准确的说，或许是从饥寒交迫的条件下仍然相互照顾的家人身上学到的。

任正非是家里的老大，有六个弟妹，在严格分配口粮的岁月里，他们没有偷偷吃一口。他高三备考时，饿到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尽管家里的粮食放在瓦缸里没上锁，但他不敢随便抓一把吃，否则就可能会有一两个弟妹活不下来。任正非结婚时，他的弟妹凑了100元给他，钱是家人筛砂、修铁路挣来的。

1967年，任正非得知自己父亲被批斗时，逃票搭火车回家，半夜到家，父母让他第二天一早就走，怕牵连他。任正非记得临走前父亲交代他的两句话：“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以后有能力要帮助弟妹。”

生活中历练和成长的任正非，提倡“奋斗”、“艰苦奋斗”。这不是官场话，任正非在各种场合都会说。

在华为早期创业阶段有“床垫文化”，员工没有时间回家睡觉，办公区备着床垫，累了就躺下休息一会。通信行业，华为能将生意做到国外去，2013年实现对爱立信的营收、利润双杀，没有一茬茬员工跑得比别人快不可能实现。任正非曾说，自己的身体就是因工作而熬坏的。

华为崇尚狼性文化，几乎是IT界路人皆知。今年4月，任正非再次重提狼性文化：“我们永远都是‘狼文化’。可能有人把‘狼’歪曲理解了，这里并不是我们拟人化的原意。第一，狼嗅觉很灵敏，闻到机会拼命往前冲；第二，狼从来是一个狼群去奋斗，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第三，可能吃到肉有困难，但狼是不屈不挠的。这三点对奋斗都是正面的。”

易会满的新课题：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资本市场？

来源：经济观察网 记者 黄蕾

“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情难以平静。我是在工商银行土生土长的干部。从1984年参加工作算起，我在工商银行这个大家庭已经呆了35年。这里有我的理想和追求，有我的师长和战友，有我的心血和汗水……”

1月26日，易会满在工行党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离别感言告别工作35载的工行，当天他被中共中央、国务院任命为证监会党委书记、主席。他也是第一位从工行走出来的证监会主席，此前这一职位相继由建行、中行、农行董事长升任。

不过，转身证券监管领域，对于易会满而言，面临的挑战或使命不同于甚至要大于掌舵一家国有大行，更何况，证监会主席还被业内称之为“火山口“上的位子。

虽然面临的形势不同于刘士余上任时的股市异动哀鸿、IPO堰塞湖，但是当前A股股权质押风险依然不容小觑，如何提振市场信心，注册制科创板如何顺利推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又将如何深化等都是易会满面临的使命。当然他也面临一个“终极之问”——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资本市场？

再造工行

从浙江到江苏到北京，从市行到省行到总行，从一名计划员到经历各个管理层级，易会满的职业生涯从未脱离工行，参与和见证了改革开放背景下工商银行的一路奋斗和成长，见证了工行由濒临技术性破产到成功股改、上市并发展成全球市值最大、最盈利的商业银行。

易会满于2013年由排名第五的副行长经过内部选拔脱颖而出，接替杨凯生担任工行行长，堪称“逆袭”。2016年接替姜建清担任工行董事长。面对前任如此耀眼的成绩，易会满以其业务能力受到业界认可：其一直主张加快业务转型，否则缺乏持续盈利动能。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易会满开始担任工行行长，正值互联网金融元年，众多企业纷纷涌于互联网金融，开始对传统银行形成冲击，并倒逼着银行业进行金融科技领域的革新。

2015年3月23日，易会满与时任工行董事长一起发布了“e-ICBC”互联网金融品牌，主要包括“融e购”电商平台、“融e联”即时通讯平台和“融e行”直销银行平台三大平台，成为首家宣布进军互联网金融的商业银行。

自此工行开始积极拥抱互联网和金融科技，其中不乏与外部互联网公司进行合作，如2017年与京东金融在金融科技、零售银行、消费金融、企业信贷等领域展开全面深入的合作。对于合作原因，在易会满看来，金融科技创新正加速重构银行经营发展的模式和市场竞争格局，而以技术创新引领行业变革之先，是工行的传统优势，也是成功转型的关键。本次选择与京东金融达成全面合作，是看中京东金融在服务实体经济过程中形成的金融科技能力，包括产品创新能力、大数据风控能力以及互联网运营能力等等。

作为一个传统银行人，易会满对金融科技发展形势也非常了解，他甚至调侃：“金融科技实际上就是互联网金融，现在是用金融科技比较时髦，那么我就用金融科技吧。”他认为，银行和互联网公司应该按照金融规律的基础上，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发展，差异化发展，竞合发展。

到了2018年9月，易会满表示工行将围绕三方面建设智慧银行，并且工行金融科技主要做三件事：一是做好e-ICBC3.0和打造新一代的信息系统 ECOS这两项大工程。二是重点运用好七大创新实验室成果。该行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方面都形成了可面向对外开放输出企业级的技术成果。第三，主要是智慧银行应用场景建设。整个的场景，一方面是继续构建金融生态服务圈；另外一方面对外正式发布API开放平台，通过嵌入场景输出金融到第三方，为金融赋能。

虽然工行最新的年报还未披露，不过可以从2018年中报窥探工行科技转型的成效。工行总资产27.30万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22万亿元，增长4.7%。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3875亿元，同比增长7.0%；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792.60亿元，同比增加25.90亿元，增长3.4%，上半年中间业务收入总量、增量均位居同业第一。大零售营业贡献持续提升，其中信用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8%。境外机构实现净利润15.5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同时，截至2018年6月底，工行互联网金融客户达到了3亿户，客户的活跃度保持同业领先。上半年整个线上交易额是340万亿，占整个交易总额的98%。

而上述中报业绩会也是易会满作为工行董事长最后一次进行发布。易把这份中场答卷称为“稳中向好，稳中提质”，并直言2018年中期业绩是“工行近几年来最为亮丽的成绩单”。“业务能力强”“务实”、“开放”等词汇，是易会满留给在座众多媒体和与会者的印象。

监管思路窥探

执掌工行期间，易会满在多个场合的公开发言越来越更多的谈到对金融业和资本市场问题和发展的思考。

如在2018年中国银行业发展论坛上，易会满指出治理金融乱象需进一步规范支付管理。他表示，从微观上看，支付乱象及危害主要表现在：一是存在放松支付资质问题。支付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其应有较高的准入门槛。大量没有资本支撑、没有从业资质和专业经验的主体涌入支付市场，对法规缺乏敬畏，不受监管约束，冲击了正常支付秩序。二是存在功能异化和监管套利行为。一些支付机构绕过监管边界，游走于灰色地带，行为功能异化，损害了支付安全和公平。

另一方面，从宏观上看，支付主体、渠道、场景、数据等多维度的碎片化，带来支付清算体系的碎片化，以及整个金融资源的过度分散化，不仅会最终影响金融消费者的根本利益，而且会影响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影响金融安全和经济稳定。

而对于资本市场，易会满在近一年来也较为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内容涉及银行估值、债转股等多方面的问题。

对于如何对银行估值，易会满认为应从三个方面考虑：

第一，要全面客观地判断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跟发展预期；第二，要全面判断金融科技对实体金融的影响，市场对这一点反映的不是很客观。易会满认为金融科技和实体金融各有定位，优势互补，是通过合作来共同推动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因为不管何种形态，尊重金融规律是硬道理，违反规律肯定受到惩罚；第三，要全面客观判断资本及资产质量、净息差等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要素，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分析核心竞争力的构成要素。

对于债转股，易会满认为债转股是阶段性的、市场化的，是财务性的投资，而不是谋求控股或者收购。希望通过债转股，帮助企业优化财务结构，增强发展后劲，为企业、为市场增添信心、增强预期，同时有利于化解银行融资风险，也有利于银行取得合理的财务回报。

此外，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经济峰会”分论坛上，易会满表示，从金融风险来看，应该关注过度金融化的问题。从全国来看，出现了过度金融化的苗头和趋势。

易会满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金融化的趋势有合理性的一面，关键是怎么把握好这个度。如果超过这个度，给整个实体经济和经济社会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树不能种在天上，如果过度金融化，可能会带来金融体系本身的脆弱。

易会满表示，目前，过度金融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金融占GDP的比重快速提升；二是社会上出现了一哄而上办金融的现象；三是部分金融机构存在体内循环，脱实向虚，特别是同业、理财、资管、票据，存在杠杆过高、链条过长、关联过于复杂，造成整个的资产负债表畸形；四是部分实体企业片面强调产能结合。

新课题

告别工作35年的工行，转身证券监管领域，对于易会满而言面临的挑战不亚于前几任。

具体而言，头等大事便是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1月23日，中央深改委召开会议并审议通过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同时，会议指出，要稳步试点注册制，统筹推进发行、上市、信息披露、交易、退市等基础制度改革，建立健全以信息披露为中心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

这意味着科创板是今年资本市场改革的重中之重，从规则落地，到首批符合条件上市，科创板并试行注册制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将受到市场关注。如何将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稳妥落地将会是易会满面临的头等使命。

而这一改革的推进也需要一个良好的改革环境，这就涉及到如何提振A股信心，拓展中长期资金入市等问题。

再者，现在A股上市公司股权质押风险虽然得到暂时性扼制，但是随着市场波动，部分上市公司又重回质押警戒线，如何建立一套风险化解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化解股权质押风险，这也是易会满上任之后需要面对的问题。

此外，在“刘士余时代”，A股对外开放进程加快，深港通落地、A股纳入MSCI指数、A股纳入富时指数，沪伦通也渐行渐近，在易会满执掌下，资本市场又将如何稳步推进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流入？同时，在刘士余时代处于尴尬地位的CDR是否会再重启？

当然，易会满也可能会面临某个时间段股指下跌所引发的股民舆论压力，就像原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在2017年4月之后遇到的争议一样。而这种舆论压力或者争议背后其实是对资本市场的终极之问——“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证券市场，它究竟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相应的，投资者、上市公司、市场中介等各类的市场参与者，各自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特别是监管者自身，要怎样理解监管的责任和边界？

     这也是易会满所要思考的新课题，如同他离别感言中所说，“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他会在证监会主席任上交出怎样的答卷，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