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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穷志：主张短期“报复性”公共消费

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7.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6个百分点。受疫情影响，现阶段经济极度低迷，公众可支配收入大幅减少而消费随之低迷。作为拉动，短期“报复性”公共消费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一、居民“报复性”储蓄，消费降级

2019年度，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8.2%，比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在全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为45.9%，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升级提质。

2020年3月，城镇登记失业率为5.9%，虽然低于2月份0.3个百分点，但显著高于5%的警戒线，姑且不论实际失业率。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61元，同期下降3.9%；一季度全国住户存款增加6.5亿元，同比大幅增加，公众“报复性”储蓄，谨慎动机明显；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5082元，同期实际下降12.5%，居民消费低迷。恩格尔系数大幅上升，粮油食品零售增速为12.6%，化妆品、金银珠宝增速分别为-13.2%和-37.7%，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增长-36.1%，居民消费降级。

二、公共消费能够拉动居民消费

在居民消费不足的情况下，引入公共消费能够有所裨益。公共消费是指由政府和非营利组织购买公共产品或服务，公共消费与居民消费之和构成社会最终消费。在现实经济社会生活中，国家行政管理服务、国防服务、科教文卫、环境保护、城市公用事业等均属公共消费范畴。

公共消费的依据是公共消费拉动居民消费。公共消费为居民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增强公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使居民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而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薄弱情况下，居民有后顾之忧，消费意愿不高。所以，公共消费是拉动居民消费增长的动力和保障。

公共消费的乘数在-0.5至2.15之间。根据King(1993)估算，政府消费性支出的短期产出乘数小于1；Christiano等(2011)估算的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是1.05，而在零利率下限约束时支出乘数高达3.7；Ramey(2011)对政府支出乘数的估计是，政府支出对产出的乘数在-0.5至2之间；王国静和田国强(2014)估计的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为0.7904；杨慎可(2013；2014)估计的政府消费支出乘数在0.77至2.15之间。东部某省会城市旅游委员会统计分析认为，该市政府以3000万元的消费支出带动了超过4.5亿元的消费，认定效果显著，该市拉动比1：15，远高于公共消费乘数的正常范围，四两拨不动千斤，此结论值得推敲和商榷。

三、公共消费特征设计为短期、“报复性”

公共消费乘数效应短期比长期更有效。杨慎可(2013)估计短期消费支出乘数约为1.99，长期稳定在1.34。杨慎可(2014)改进估计方法，估算短期政府消费对产出的支出乘数约为2.15，长期稳定在0.77。据此建议，公共消费应当主要集中在二季度，最长不超过2020年度。公共消费在短期内可以直接、快速、有效地促进居民消费，但从长期看，应收缩公共消费，调整经济发展动力，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实现公共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此消彼长和互相替代。

公共消费应当具有巨能爆发性。疫情之下失业人数急增，居民消费降级，作为应对措施的公共消费必须是高强度的。中国公共消费一直低于国际水平，2018年中国平均公共消费率为14.7%，而全球为16.9%，经合组织国家为17.7%，欧元区为20.6%。目前各地受疫情影响严重，以财政收入为支撑的公共消费受财政压力影响而更加困难。但是，爆发性公共消费的成本收益率显然是可观的。

四、依据乘数效应，选择公共消费领域

按10%压缩政府一般性支出和“三公经费”支出。公共消费不能理解为政府自身消费或者“三公消费”，公共消费包括政府自身消费和居民社会性消费两部分。压缩一般性支出，减少公务用车维护费、接待费、办公费、差旅费、出境（国）费和会务费等。严控“三公经费”，严格公务接待标准，严禁以考察、学习、研讨、培训名义组织或参加没有明确公务目的和实质内容的公款出国（境）等。

扩大义务教育、基础医疗、养老和廉租房等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免除中低收入家庭本年度义务教育学费，免除贫困家庭本年度全部医疗支出，支付低收入家庭老人本年度基本生活费，免除中低收入家庭本年度房贷利息。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能够高效率地转化为公共产品，为社会所共享，给公众带来福祉，能够满足中低收入群体因财力不足而无法通过私人消费得到满足的基本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