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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碳”目标 引领未来经济发展模式大变革

碳达峰 碳中和

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

作者：卫央

“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9月22日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做出的庄严承诺（简称“3060”双碳目标）。“3060”双碳目标成为我国未来几十年的重点工作之一，低碳时代即将引爆新一轮工业革命，数百万亿的巨额投资将带动包括能源系统在内的多个领域向绿色低碳转型，将重塑中国经济，并深刻影响和全面变革很多行业及企业。

 一、“3060”双碳目标：中国的新一轮“改革开放”

碳达峰是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历史最高值，达峰之后进入逐步下降阶段。碳中和是二氧化碳的净零排放，即排放量与去除量相互抵消。通俗理解，碳达峰是碳中和的前提，只有实现碳达峰，才能实现碳中和；达峰时间越早，实现碳中和的压力越小；峰值越高，实现碳中和所要求的技术进步和发展模式转变的速度就越快、难度就越大。这就要求全社会，充分利用现在到碳达峰的时间窗口，积极采取碳减排行动，尽力降低峰值；同时，各行业、省市区域及企业，加快发展方式转型，努力率先达峰、尽早达峰，为实现碳中和争取战略主动。

实践中，不仅要求各部门的碳排放水平下降，还要采取植树造林、负碳排放技术和碳补偿等措施抵消碳排放。降碳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题,资源高效利用、绿色低碳发展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正在重塑产业链，催生出更多的“绿色低碳”新兴技术、产业和商业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的生产流程和技术路线发生深刻变革，倒逼中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型，走低能耗、少污染、高质量的绿色发展道路，加快构建起绿色低碳的经济体系。这意味着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会产生重要变化，我们将迎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应该说，“3060”双碳目标将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四十年甚至更长时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预计为年均GDP增长贡献2%。我国将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耗的70%，转型到以太阳能、风能、水电、核能、氢能等主的清洁能源，对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等领域产生巨大影响。某种意义上说，“3060”双碳目标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或超过加入WTO、城镇化进程，其意义的深远深刻，称得上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二、时代背景：基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目前，全球每年向大气排放约510亿吨温室气体，按照国际普遍认可的气候变化理论来讲，要避免气候灾难，人类需停止向大气中排放温室气体，实现零排放。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迄今最重要的里程碑就是2016年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巴黎协定》，成为继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京都议定书》之后，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形成了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巴黎协定》提请所有缔约方在2020年前提交21世纪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碳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在本世纪中叶碳排放净增量归零。2017年有29个国家签署《碳中和联盟声明》，承诺在21世纪中叶实现零碳排放；2019年9月的联合国峰会上，66个国家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并组成气候雄心联盟；2020年5月，全球449个城市参与了由联合国气候专家提出的零碳竞赛；截至2021年1月，已有127个国家承诺在21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目前，已经有超过120个国家、2/3的经济体加入碳中和的大转型中，不丹、苏里南等国家已实现碳中和目标，英国、瑞典、法国、新西兰等国已将碳中和写入法律，芬兰明确2035年实现碳中和，瑞典、奥地利、冰岛等国家在2045年实现净零排放，美国、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承诺在2050年前后实现碳中和。

从我国总体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绿色经济技术的领导者，也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中“碳”要素十分重要。同时也要看到，中国碳排放量位居全球首位，中美排放量占世界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中国碳排放量是美国的两倍，与美欧日排放量之和相当；中国碳排放量年均增速高达9.6%，人均碳排放已超过欧盟，比全球平均高50%。我国碳达峰目标首次提出是在2014年，计划2030年左右达峰，总书记提出要在2030年前碳达峰，时间进度、目标力度上大幅加强，还明确了支撑性目标，如碳强度、非化石能源占比、碳汇等。同时，总书记增加了本世纪中叶的新目标，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我国以往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能源过快消耗和生态环境严重破坏，迫切需要转型到依靠知识、技术、治理提高效率、支撑增长的发展阶段。“3060”双碳目标是我国主动作出的战略决策，可借此推动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形成新的发展方式，更可形成国内低碳行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良性互动。

三、挑战机遇：宏观挑战大，微观机遇多

我国当前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实现“3060”双碳目标的难度较大。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还不够坚实，城市化和工业化还有很大空间，未来对钢铁、水泥、汽车等碳排放较大的工业产品需求仍然很大。无论是人均GDP，还是人均企业保有量（世界银行2019年数据显示，中国每1000人拥有汽车173辆，美国达837辆，几近中国的5倍），亦或多个经济指标，中国较发达国家的差距颇大。与此同时，美国2007年就已达峰，日本2013年达峰，英国和德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达峰，主要发达经济体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其达峰时的经济基础已经相当成熟，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有40到60年时间。由此可见，我国“3060”双碳目标实现难度不小。

另外，作为全球第一制造大国，承接了部分碳排放较大的制造业，也就承接了本该发生在发达国家的部分碳排放，很多工业品除满足国内需求还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供给。在全球产业链中，中国的制造业仍处于中低端，能源消耗更高，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发达国家的2-3倍，人均一次能源消费只达到美国的30%。据统计，当前中国碳排放接近全球的1/3。这是举国上下必须共同面对的挑战。

与此同时，“3060”双碳目标将为我国年均GDP增长贡献超过2%，工业体系去碳化带来的重构提供了中国高端制造业“换道超车”的机会。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领导的清华大学气候变化研究院的研究显示，若温度升幅目标被控制在2或1.5摄氏度，未来30年中国能源系统需要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约为年GDP的2.5%。高盛研究报告称，到2060年，中国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约合104万亿元人民币），创造4000万个净新增工作岗位。毫无疑问，“3060”双碳目标将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3060”双碳目标，意味着颠覆工业革命以来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消费结构，而且需要创造新的行业和产业盈利模式。重构以化石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体系和相关基础设施，这是一个利益重组的过程，在技术、经济、社会等层面都是重大挑战。我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在继续推进，处于扩张期的城市还有较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新建和翻新需求，要有效控制碳排放存在较大困难。首要的，必须追求产业结构的低碳化。以往基于化石燃料的高碳产业结构应按照碳排放水平进行重新调整，对于高碳排放的电力、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在原来上大压小和淘汰落后产能的基础上，必须开展低碳化改造。同时，积极培育新兴产业。通过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提高生产要素投入效率，加快发展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综合效益高、成长潜力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制造业以及和制造业相匹配的现代服务业。技术革新具有偶然性和不确定性，但清洁化和低碳化的趋势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不会发生改变。新兴产业先天具有低碳化的优势，在技术路线的选择上没有传统高碳产业的历史包袱，能以较低成本走上低碳甚至零碳的发展方向。大量与低碳技术研发、示范和推广应用相关的持续巨额投资，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动能。在新能源革命的基础上，围绕“零碳”技术作出的全局性、系统性调整，拼的是学习速度和绿色资源的高效开发，是用低碳化、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手段实现产业升级。

四、底层逻辑：抢的是新能源技术时代的战略先机

回顾历史，过去四十年中，中国几次倒逼自己——1979年的改革开放，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还有现在的碳中和。都是设定一个高目标，然后努力接近、达到甚至超出最终的设想。可以畅想，煤炭时代成就了日不落帝国，油气时代造就了美国，低碳时代会出现新崛起的强国吗？

2021年3月18日，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举办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成果发布暨研讨会，根据方案，中国需要推进能源开发清洁替代和能源消费电能替代，实现能源生产清洁主导、能源使用电能主导，能源电力发展与碳脱钩、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预计到2060年碳中和状态下，我国能源结构中煤炭能源完全退出，太阳能（光能）占比47%，风能占比31%，分别占据我国能源结构前两位。

全球碳中和的大背景下，资源高效利用、绿色低碳发展趋势正在重塑全球产业链，催生出更多的“绿色低碳”新兴技术、产业和商业模式，推动传统产业的生产流程和技术路线发生深刻变革。基于碳中和目标，整个工业生产工艺、技术、产业布局将迎来一系列调整，形成绿色能源科技的产业集群，不仅是一次能源革命，更是一场重塑未来全球经济秩序的工业革命。

中国富煤缺油少气的化石资源禀赋，煤炭消耗比例59%左右。如果再花30-40年重复发达国家的能源转型老路，那时全球新一轮的产业布局、地缘政治重构和话语权分配已经结束，我们或将又一次慢人一步。

目前，中国的风电、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已形成完整产业链，制造规模和部分技术水平处于世界前列，相比于 2010 年，2019 年中国光伏发电成本降低了82%，陆上风电降低了39%。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氢能生产国和消费国，生产了全球超过一半的电动汽车，生产了全球超过60%的动力电池。可再生能源不仅能让中国把能源安全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有潜力成为世界绿色科技超级大国。绿色低碳经济必将成为中国经济的新引擎。

“3060”双碳目标，必将带来新一轮的产业大洗牌，意味着中国固有的经济体系会发生颠覆性变化，打造一个基于零碳能源的新工业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和新工业体系的建立。主动出击、争夺筹码，工业体系去碳化带来的重构，提供了中国高端制造业“换道超车”的机会，这会是中国制造又一次腾飞的机会。

五、趋势研判：未来40年中国的能源、产业、消费和区域结构将发生重大的调整

据世界资源研究所数据，中国碳排放主要来源为：发电供热42%，制造和建筑业23%，工业生产过程9.7%，交通运输7.5%，农业6.1%，逃逸排放5.9%，建筑部门4.5%。“3060”双碳目标，涉及的重点领域是：能源、工业、交通、建筑，重点行业有：钢铁、建材、有色金属、化工、石化、电力和煤炭。 

能源领域迎来革命性变革。从我国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来看，发展新能源是降低碳排放的第一驱动力。光伏、风能等清洁能源在能源中的比重将大幅提升，预计整体比重将从目前的10%以内提升至70%以上，平均每年提升1.5至1.6个百分点的比重。从碳排放看，能源的制造业属性凸显，新能源产业链比重上升；清洁设备及环保产业需求长期向好，产业比重上升；新能源汽车行业替代传统汽车行业。从碳吸收看，森林相关产业比重将进一步提高。区域方面，能源中心将由中部地区（山西、陕西、内蒙古）向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扩散，西部将成为能源中心。据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研究，2060年前中国能源系统累计投资将达122万亿元，其中清洁能源占比47%、能源传输占比32%。清洁能源平均每年投资约1.5万亿元。与此同时，将带动大约400万亿非直接投资，涉及交通、建筑、工业、新材料、负碳排放技术及相关的数字技术等，并对很多行业及企业带来强烈冲击：有的企业主营业务可能逐渐萎缩，如随着发电、炼钢等煤炭用量的大幅度缩减，煤炭企业未来融资和经营将面临挑战。有的企业生产成本将受到重大影响，如钢铁、水泥、有色金属、石化等行业企业。有的企业将面临产品迭代升级，如交通运输业燃油车将被电动车为主的新能源汽车完全替代。有的企业可能获得全新业务，如上海力图打造国际碳金融中心，与之相关的金融机构、专业服务机构将迎来新的业务机会。

六、金融影响：绿色金融发展空间开启

绿色金融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金融承担着服务实体的功能，“3060”双碳目标下实体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将从政策支持与金融需求两方面为绿色金融发展带来更大机遇。

政策空间打开。2016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印发《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作为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几年来，绿色金融政策框架持续完善，绿色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截至2020年末，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1.55万亿元，存量规模世界第一；绿色债券存量规模1.2万亿元，排名世界第二。2020年7月，国家绿色发展基金正式成立，首期总规模达到885亿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绿色技术创新。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工作会议提出，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完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这是央行首次将绿色金融作为一项独立重点工作提出。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绿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绿色产品创新体系和绿色激励约束机制是我国绿色金融健康发展的“四大支柱”，框架体系的持续完善，为金融机构加速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提供良好的基础与明确的指引。

金融需求敞开。降低碳排放需要企业大规模、长期的资本支出，投资绿色低碳的新技术或工艺、改变生产模式等，将产生大量的金融需求。以光伏产业举例，最上游的基础元件、中成品、中下游安装设备生产制造通过绿色信贷、融资租赁获得资金支持；项目运营组织的前期垫资施工、中期管理，采用的EPC（项目工程总承包）、EMC（合同能源管理）方式与金融服务密切关联；项目进入回款期，通过资产证券化、委托经营方式提前回收资金。此外，风电、光伏、新能源汽车行业进入补贴退坡期，行业发展从政策驱动转变为市场驱动，企业需要通过金融系统获取资金。根据中国投资协会和落基山研究所估计，为实现“3060”双碳目标，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能效、零碳技术和储能技术等七个领域需要投资70万亿元。

七、绿色金融：关注政策、产业及风险

一是持续加强产业研究。“3060”双碳目标下，行业政策与格局、企业的发展空间、业务布局、核心竞争力等多个维度都将产生深远的变化，提供专业金融服务的基础是对于行业的深度、长期研究。一方面，分析行业趋势与客户需求，助力业务开展与模式创新；另一方面，跟踪研究绿色金融相关政策，研判政策思路，紧跟政策节奏，为新兴产业扩张或传统产业转型提供金融服务方案建议。

二是探索绿色金融综合解决方案。参考国际经验，项目运营综合服务能力（技术选取、施工组织、财务管理、后期维护）逐步成为绿色环保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绿色金融具体包括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股票指数、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碳金融等多种金融工具，涉及银行、证券、信托、租赁等多个金融子行业。实务中，绿色金融服务对象以政府平台公司、基建行业、设备供应商为主，多数金融机构将绿色金融视为政信业务、基建业务大类下的细分小类。发展绿色金融，需整合不同机构、不同业务提供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三是根据政策指引布局业务。央行副行长刘桂平此前提出，要“自上而下”建设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鼓励探索绿色金融发展新模式，推动绿色金融支持可再生能源、绿色建筑、清洁交通等领域创新发展，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区域发展战略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金融机构可以提前布局相关区域，借助试验区政策优势，加速业务模式创新，加深对于绿色环保领域理解，集中获取相关行业客户；密切关注碳排放权、绿色发展基金、绿色保险等多种创新金融工具。

四是密切关注潜在风险。一方面，需关注因“3060”双碳目标带来的产业调整，对金融机构存量业务、新增业务带来的潜在风险。另一方面，对于“3060”双碳目标下，受到负面影响的相关行业和企业，更应关注其风险，助力企业转型或有序退出，避免产生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系统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