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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 未来已来

      近日，“数字经济”成为中国与世界发生连接的最高频词汇之一。11月1日，中国商务部向《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保存方新西兰正式提出申请加入这一协定。而在此前的10月30日和之后的11月4日，中国领导人连续两次在国际会议上表明中国积极加入DEPA的态度，并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合力推动数字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2020年6月，新加坡、智利、新西兰共同签署DEPA，2021年1月生效。这一协定涵盖商业和贸易便利化、数据问题、新兴趋势和技术、创新与数字经济等16个模块，对国际数字经济活动和交流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规则安排，各国可根据需要选择模块加入。中国与DEPA发起国新加坡、智利、新西兰都签有双边自贸协定，这三国也是CPTPP重要成员。中国申请加入DEPA与申请加入CPTPP一脉相承，是中国多年来坚持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的题中之意。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2020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规模总量达到32.6万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3.0%，占GDP比重为43.7%。其中，中国数字经济规模为5.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长9.6%，增速居世界第一。

      在中国，数字经济已是许多地方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新“引擎”。杭州提出建设“中国数字经济第一城”，2020年其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高于全市GDP增速9.4个百分点；北京提出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2020年其数字经济总量占GDP比重已超40%；天津则提出打造数字经济创造新供给、数字社会满足新需求、数字政府优化新环境“三位一体”的“数字天津”，计划到2023年将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提升至55%以上。

      特别是，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数字技术在中国的应用更加广泛，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由线下转到线上，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做，大家还都在摸索，但是要转型这个共识已经达成了。其重要性，往大了说是中国崛起、弯道超车的重大机遇，同时也是政府大幅度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所有企业提升效率的工具和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答错了、答慢了，都等于是在后退。中海智库本期重点关注——数字经济：时代的必答题。

（1）

数字经济：时代的必答题

作者：卫央

数字经济到底是什么，到底怎么做，大家还都在摸索，但是要转型这个共识已经达成了。其重要性，往大了说是中国崛起、弯道超车的重大机遇，同时也是政府大幅度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所有企业提升效率的工具和必由之路。数字化转型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答错了、答慢了，都等于是在后退。

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大潮下，从G20杭州峰会提出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到 2017 年数字经济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再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数字经济是什么？

数字经济起源于美国，最早由美国唐 塔普斯科特提出。随着计算机等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这一概念越来越被各国接受。广义的数字经济,是指直接或间接利用数据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狭义的数字经济,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基建”内容。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将“数字经济”定义为“数字经济是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发展到必然阶段的产物。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这也是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数字经济”这一概念比较权威的界定。

据国家网信办《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0年），2020年底，中国固定宽带家庭普及率96%，移动宽带用户普及率108%，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4G的比例超过98%。也就是说，中国大地上已经实现了宽带网络的全覆盖，中国网民9.8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70.4%，14亿中国人，10亿是网民。网民即国民，治网就是治国。同时，中国数字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7.8%，电子商务交易额37.2万亿元，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一，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将近1/4。再者，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实现网上受理和“最多跑一次”的比例达到82.13%，跨地区部门的861种电子证照可以实现“全国互认”。这是数字化转型的新起点，各行各业、政府居民，未来几年，数字化转型会是一个席卷全社会各个领域、各个角落的浪潮。

对于当下，数字化转型到底怎么做，是个大问题。理念上探讨，一项新技术能不能在一个组织顺利落地，不在于思想上的开放或者保守，而在于这项技术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如果这项技术是帮助一个组织更好地完成原有任务，那么往往推进得很顺利；但是，如果这项技术影响了一个组织的根本利益，则往往阻力很大。

二、数字经济的基本特征

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在2020 年世界移动大会上提出了数字经济的“五纵三横”特征。“五纵”是当前信息技术向经济社会加速渗透的五个典型场景，包括基础设施数字化、社会治理数字化、生产方式数字化、工作方式数字化、生活方式数字化。“三横”是当前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三大共性需求，表现为线上化、智能化、云化，这三个共性需求呈现出横向扩张延展的特征。

具体发展模式上，呈现出“四化”框架，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等。具体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数字产业化包括但不限于5G、集成电路、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产品及服务。产业数字化，即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也是山东的重要方向。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数字化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数字化治理，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数字化转型，是运用数字技术健全行政管理的制度体系，创新服务监管方式，实现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组织、行政监督等体制更加优化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数字化治理包括但不限于以多主体参与为典型特征的多元治理，以“数字技术 治理”为典型特征的技管结合，以及数字化公共服务等。数据价值化，即数据要素市场化，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标注、数据定价、数据交易、数据流转、数据保护等。数据可存储、可重用，呈现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是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资源。

三、数字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

1.数字经济政策红利不断释放。200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发布标志着数字经济的开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逐渐上升为国家战略。为此，中央及省市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2.疫情防控释放数字经济新潜力。疫情防控常态下，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一方面，疫情激发了5G、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新技术新业态新平台蓬勃兴起，网上购物、在线教育、远程医疗等“非接触经济”全面提速，激活消费需求，扩大就业。另一方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助推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大量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快速涌现，在助力疫情防控、保障人民生活、带动经济复苏、支撑稳定就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数字经济赋能双循环成为发展新态势。新冠疫情影响下，世界经济衰退明显，面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以及可能引致的断链风险，中国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速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是要通过科技创新，特别是数字技术创新，完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一方面， 数字经济通过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实现要素共享、变革生产方式，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赋能国内经济循环。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创新科技投研发体系，以国际循环弥补国内短板，促进全球产业深度融合，扩大国际贸易中高端供应链，促进国际循环良性运转。

卫央：中海智库领衔专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研究员，共青团山东省委青年创业导师，山东省企业经营管理学会首席经济学家。

（2）

数据资产“那些事儿”

作者：卫然

数据是数字经济的关键要素，其作为基础性资源和生产资料,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巨大价值不言而喻。自1974年出现 “数据资产”一词，至今已有40多年之久，在此期间，数据作为一种新的资产，其价值被不断挖掘和创造。数据资产逐步成为了世界头部大国在大数据领域布局的国家战略。

一、何为数据资产？

“数据资产”最早由理查德繁说盟固岢觯?/span>主要是指持有的政府债券、公司债券和实物债券等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数据资产日益重视，研究认识不断深入，其内涵和范围也不断扩展。国内关于数据资产的研究起步较晚，2015年7月，中关村数海数据资产评估中心成立，以数据资产登记确权、整合、评估等为主要业务，解决数据资产确权与估值问题。2016年4月28日，中关村数海数据资产评估中心联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等成立中关村数据资产双创平台，开展基于数据资产的双创金融服务，在平台成立仪式上，贵州东方世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获得第一笔“数据贷”放款，中关村数海数据资产评估中心携手全球最具权威的信息研究与顾问咨询公司Gartner，发布了全球首个数据资产评估模型，标志着数据资产告别了无法精确评估和量化的时代，数据资产的全方位、标准化评估成为可能。2018年4月，中国信通院云计算与大数据研究所发布《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2.0版）》，将数据资产定义为“由企业拥有或控制，并且能够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源、数据资产大多以物理或电子的方式记录，如文件资料、电子数据等”，这是目前对于数据资产比较完整的定义。

二、数据的所有权究竟归谁？

（一）数据资产的产权问题

数据具有可复制性，在当今互联网中普遍奉行“谁采集谁拥有”的潜规则，这导致侵犯隐私、数据泄露等问题比比皆是。消费者进行网购时，消费者的数据要流经支付平台、银行、购物平台、商家等多个渠道，谁是数据最后的拥有者成为一个值得讨论的法律问题。数据产权不清晰为数据隐私和安全问题埋下隐患，而针对所有权、隐私与安全方面的考虑也导致了数据的开放与流通困难。数据不流通就会形成孤岛，孤岛就无法达到数据需求的规模和密度，数据的有效性就会大打折扣。

（二）数据资产的产权关系问题

通常，大部分资产如银行存款、房地产或古董等都有明确的所有权且产权清晰。资产所有者可以通过资产获得相应的财务回报。因此，在资产交易过程中，所有者、管理者和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是资产各个关联方所拥有的关系。但对于数据资产而言，目前尚未形成这种清晰的产权关系。一般而言，实质上拥有数据的公司是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获益者，商业合作伙伴也可通过资源交换获得利益。但理论上的数据用户不仅无法获得利益，甚至会因为被掌握了个人信息而遭遇价格歧视，或者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利益受损。目前还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能够处理好数据的产权问题，使得数据很难成为真正的资产。

三、数据资产化需要怎样的法律支持？

（一）数据成为资产的技术困境

商品和资源的价值不仅由它们的使用价值决定，还由需求和供给决定，能够以极低成本轻易复制、量产的东西，很难保持高昂的价格。信息数据本身具有复制成本低廉的属性，几乎可以说是零成本，因此很难保持高昂的价值。数据的非竞争性和无限共享特性，使数据的潜在应用价值很大，数据具有很长的长尾价值链。价值链的各个环节需求不同，可以从数据中挖掘到价值也各有不同，这就使得数据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数据成为资产的安全困境

由于复制数据成本较低、操作简单，数据很难成为资产。首先，存在云端的数据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而且数据被集中之后，发生泄漏事件的影响较大，一次事件可能会泄漏千万人的数据。假如数据被分散存放，获取数据的收益和成本变高，通过非法方式大量廉价获得数据，同时又无法追溯和追责，就会破坏整个市场。目前市场上仍没有现实可行的办法有效约束非法获取数据行为，市场被破坏的事实难以改变。其次，数据平台将数据大量出售给第三方也会产生数据安全问题。因此，加强法律层面的约束，并赋予数据实体资产的属性，防止数据随意被复制之后出售，数据才更有可能成为有价值的资产。

（三）数据加密技术的运用

2014年，谷歌的前CEO施密特博士指出：“比特币是一项了不起的加密成就，它能在数字世界中创造出不可复制的内容，这具有巨大的价值”。在防止信息泄露和滥用的问题上，区块链技术加密是一种改变数据利用现状的方式，也是已知的解决数据被随意复制问题的最好工具。在限制数据的管理者滥用权力随意复制数据方面，区块链可以将数据的产权交还给数据所有者，所有者可以授权使用数据并从中获益，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与“资产”形态相符合。同时区块链可以将验证信息和拥有信息完全分开，数据的使用者不需要拥有信息，但可以在得到授权的情况下验证信息的真伪或判断信息是否具有某种特性。

（四）数据监管法规的进步

技术的手段需要与法律的手段配套执行，才能保证数据资产成为现实。欧盟和美国加州在立法管理数据和规范数据的使用权限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2018年5月，欧盟开始实施 《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规定了知情权、访问权、删除权等8项数据主体权利，旨在限制互联网及大数据企业对个人信息和敏感数据的处理。根据GDPR规定，数据公司必须要能够说清楚数据流向，并且要自己开发追踪数据使用的工具，以便数据的所有者和监管部门能够了解数据的使用情况。这个条例被欧盟以外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效仿采纳。在欧洲开始实施GDPR的同一年，美国加州也通过了《加州消费者隐私保护条例》，简称CCPA，并于2020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项条例原则和GDRP是一致的，由于加州就是美国大部分大型互联网公司（除了亚马逊和微软）的所在地，加州的这个条例基本上可以监管到大部分的美国互联网公司，因此这个条例被认为是美国版的GDPR。

四、数据资产创造怎样的商业价值？

（一）为什么不能依靠大数据平台的自我约束？

当前，保管和使用用户数据的公司反对对数据进行严格监管，通常有两个理由：一是平台帮助用户管理数据，理所应当享受数据的使用权和部分所有权；二是如果限制数据的使用，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产品质量。但实际产品质量的提高与用户数据的数量并不是一致的，平台也无需了解用户的隐私数据。在GDPR实施之前，欧洲是世界上对互联网数据安全管理最严格的区域，但是欧洲的互联网公司依然收集很多“不该收集的数据”。欧洲的数据监管条例GDPR要求每一个网站在用户访问的同时告知用户收集信息的内容，但大部分网站和软件收集的数据与提供的服务无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英国工人活动家托吩挤登宁《工联和罢工》中的一段话讲，“（资本）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拥有大数据的公司不会放弃以此谋取利益，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就是借助公共权力来制约公司的权力。

（二）新的数据商业模式可能是什么形态？

若制约大公司使用数据的权力，同时将数据所有权交还给个人后，数据能够造福更多的人和企业。因此需要改变利用数据盈利的商业模式，美国一些专家也对此进行了诸多思考。

在过去，个人的医疗记录属于医院，患者自己获取困难，其他医院也无法利用医疗数据进行研究，这无论对于个人还是对医学研究都是不利的。在区块链技术兴起之后，一些统计学家和生物信息专家将研究聚焦于利用区块链中查看信息和验证信息分离的特点，把个人的医疗记录还给个人，然后让患者授权医生使用相关信息进行统计研究。同时对医疗信息本身进行加密，仅供患者本人和被授权查看的医生查看。一般做研究的人无法得到信息，但是在得到一定的使用授权后，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从个人的医疗记录中获得答案。斯坦福大学统计系和医学院教授王永雄院士曾研究，美国大部分医生愿意花钱查询之前接触不到的病例记录，并支付每次查询10～15美元的费用。据此推算，患有疑难杂症的病人每年可获得1万～2万美元的信息授权费用，足以支付医药费以及部分医疗保险的费用。病例记录被大量医生查看后，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寻找医治方法的概率。

由于信息流通不畅，且医疗数据又涉及到人最隐私的信息，更加难以共享。如果能够通过区块链技术解决医疗信息的查询和验证问题，对于疑难病症乃至所有病症的医治都会有巨大帮助。在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严格分开之后，利用区块链或者其他技术，数据的所有者可以将自己的数据放在现有的大数据平台上，数据平台公司可以通过免费提供存储和其他服务换取用户数据的使用权。第三方公司可通过向用户付费的方式使用数据，但是没有得到授权的平台公司是无法解读和使用数据的。

以银行为例解释新的新的利益分配方式：若把1万元存入银行，银行以贷款的方式提供给第三方使用，第三方则需向用户支付利息，而银行从中间赚取存款利息和贷款利息的差值作为银行替用户管理钱财的成本和利润。如果把数据公司看作为银行，若公司使用用户数据获得收益，每年应该向用户支付收益500元，但由于替用户保管数据，需向用户索取300元服务费用，则二者的差价200元则是公司使用用户信息所要付的授权费用。

因此，数据的价值可通过价格体现。与此同时，一个人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越多，积累的数据量越大，数据可能就越值钱，收益也越大，而不是买东西越多，反而越有可能受到价格歧视。当数据的价值真正得到市场认可并且能够从中受益的时候，才能够成为数据资产。

五、数据资产化如何推进？

数据并非不能成为资产，但要实现数据的资产化，就需要技术和法律共同进步。

（一）合理确定数据产权归属

第一，加强数据确权顶层设计。通过数据确权立法和司法工作，结合新颁布的民法典，以规范数据权属为目标，聚焦数据来源、场景、环节等要素，制定数据资源分级分类指南和应用管理法规，明确原始数据、可交易数据等范围，实现数据产权清晰、交易合法合规。第二，实现数据所有权和经营权剥离。在确定可交易数据范围的基础上，明确数据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权属关系，数据所有权归数据生产者、数据经营权归数据经营者，有效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第三，合理确定数据处置权，推动收益分配向数据经营主体倾斜，提高市场主体积极性。

（二）加强数据保护与数据利用

第一，加强数据安全保护。通过分类分级保护制度做好数据安全保护，根据行业类别以及数据类型、规模和主要用途等要素，确定数据敏感程度和安全级别，制定相应的数据保护策略。第二，深入探索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防止数据篡改和实现数据溯源、审核、分配等方面的作用，解决不同市场主体间的数据信任问题。第三，推动数据资源高效利用，构建金融 数据、商贸 数据、文旅 数据等各行各业规范化数据应用场景，打造数字经济发展新引擎。建立政务数据、社会公益性等公共数据反馈机制，提升数据开放质量，推动数据资源利用更好的赋能社会治理。

（三）创新数据投资运营模式

第一，鼓励银行规范开展数据质押，在开展数据质押业务的基础上，建立数据质押客户管理管理系统，统计分析用户质押的数据信息，建立数据质押风险预警模型，根据风险确定利率价格。第二，建立数据资产证券化机制，规范数据交易平台，加强对数据交易及运用的监管，推动资产证券市场有序发展，为数据资产参与股权融资提供基础。第三，加强数据资产金融产品创新。挖掘潜在客户需求，综合运用资源投入、技术积累、人才培养、应用实践等手段，创新保险、信贷、互联网金融等产品，建立个性化、特色化的产品服务体系。

（四）规范数据产品市场交易

第一，探索合理的数据定价机制，根据数据资产实际情况和市场预期，采用动态的综合定价法。对于集成数据采用成本定价法，以实现对市场经营主体成本和合理利润的有效覆盖。第二，依法规范数据交易平台，探索建立数据交易平台评级评价制度，为市场主体提供评价数据，加大对交易平台的运营监管和失信惩戒，确保数据交易平台合规经营，规范数据交易行为。

（五）构建数据要素监管治理体系

第一，完善数据监管治理法律及制度，统筹管控数据开发利用、流通交易、资产化及安全管理等方面因素，建立全面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数据安全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数据安全应急处置机制。第二，构建完善数据要素市场安全交易的制度管理体系，加强数据安全技术能力建设和保护技术的研发力度。由专门的部门机构在法律制度和技术维度上全方位监管监测数据安全及风险预警，结合市场行政监管和反垄断限制，从严治理数据的欺诈、滥用、垄断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实现数据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卫然，本名张晓，中海智库首席研究员，山东省企业经营管理学会首席专家，硕士研究生。长期为政府机关提供课题研究服务，致力于区域发展、产业研究、政策研究、战略规划研究等。

（3）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的结构性变化

——以华为为例

作为：卫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20年》显示，截至2020年底，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以数据资源为重要生产要素、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的数字经济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在数字经济的大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启了数字化转型之路，大量企业将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的战略核心，投入了大批资金对企业信息设备和系统进行数字化改造，同时数字化转型还会为企业带来结构性的变化，也就是模式创新。

一、交易模式“从线下到线上”

通常所说的交易模式创新，就是从线下到线上，将原来人工的交易处理活动变成自动的，甚至人工智能驱动的。以华为为例，提供给客户的是“产品 服务”，利用数字化技术，这将带来体验和效率的双重飞跃。

（一）体验和效率的双重飞跃。在数字化转型之前，华为提供给客户的都是纸质版的验收报告，需要一间一百平米的房间专门放这些文档，这将意味着什么，验收一个站点，需要搞清楚合同里每一个条目，到底涉及哪些产品，这些产品分别是什么版本、配置，都有什么关键参数，又有哪些技术标准，一个报告里面可能还包括若干个分报告。与之相关的工作量也很大，很多时候，需要华为和客户双方十几位专家挤在一间办公室里联合办公，通常需要连续两天通宵才能全部搞定。什么时候和华为合作能像亚马逊购物一样，在线选品，在线下单，然后确认收货、开票。后来，华为实现了产品数字化和标准化的呈现，所有报告、文档、发票，全都数字化。此外，还实现了和客户方的交易系统打通，小到语言语种的统一，大到订单配置的管理，全部在线上完成。现在，客户下单都是线上选配，一个订单只需要5分钟。交易模式的改变，甚至影响到了客户。比如原来某国一家电信运营商和华为合作，整个公司管理科和华为对接的人有几十号，变成数字化交易后，他们甚至不需要专人在这个部门。员工可以去做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真正感受到了数字化带来的模式创新的力量。

（二）线上化了就实现了完全的数字化吗？答案是否定的。例如：某个审批流程，过去是纸质的线下审批过程。现在，建立了一个网站，用户可以在网站中提交待审批材料的扫描版本，然后等待审核人员的审批。这个业务场景例子中，流程从线下变成了线上，但依然不是完全数字化的。数字化的核心是基于数据做预测、监控、告警、分析等更高级的事情。而这个例子中，扫描版本的文件并没有做结构化处理，因此那些基于数据的高级操作都无法实现。实际上只是将原来的流程从线下搬到了网上。要实现数字化，需要将待审核文件进行结构化，这就是 “列式变革”。文档结构化后，就可以进行数字化处理了。实际上，上面的例中，其实还是实现了部分数字化。比如通过对审批流程中的部分数据收集，比如单个用户提交次数、每天处理条数、单个审批时长等，通过这些数据的分析，可以对流程进行改进。因此，在线化，对数字化还是很有必要的。

二、运作模式“从人工到智能”

企业是一个组织，交易模式的创新，还只是这个组织的“皮肤”。一个企业简单的外表背后是非常复杂的内部运作，比如产品的数据、算法、交易的对象、客户的要需求等等。拿华为来说，有一千多个业务对象，总结了20多个一级流程，700多个子流程，以及7000多个活动，这些是皮肤下面的“肉”。只有它们的运作模式能够数字化、智能化，才能支撑“皮肤”，才能实现上面所说的，让客户像在网购一样下单。

运作模式的创新，一言以蔽之，就是从人工到智能。以前，华为大量的运作靠人工，数字化转型后，反过来了，大量靠机器。从人工到智能，至少有三种场景，一种是机器辅助人，另外两种是人辅助机器和机器自动化。第一种场景机器辅助人已经很常见了，着重分析后两种场景。

（一）人辅助机器。主体是机器，机器做大量的工作，人的投入很少。还是刚才的例子，一份合同非常复杂，有很多组成部分，加起来可能有数百页。签过合同就肯定知道，双方是要来回修订很多回后才能达成一致的。假设，客户在合同里修改了一个数字，以前我们就得靠人工检查，不只是比对这一个地方，还要找到与这个数字相关联的其他部分，确保无误。这可能就需要一个人审查好几个小时，而且依然有很大概率会出错。现在，利用人工智能比对，几分钟就能完成。不光能快速找到修改处，还能判断关联部分都有哪些需要人工确认处理。负责合同的同事只需要在人工智能标注出的地方去做处理，效率大幅度提升。

（二）机器自动化。简单来说，企业在经营环境下，如何做好监管工作非常重要。拿华为这样一家全球化的公司来说，需要管理全球各地的工作，订单信息是否真实，收货信息是否真实，收入情况到底怎样，回款开票是否及时等等，这靠各地代表处层层上报，很容易信息失真，而且可能会因为信息滞后给企业运行带来风险。有了数字化，华为现在实现了非接触式监管，全靠机器自动化实现。数据埋点在业务的细枝末节中，就像一颗颗探针，能够探测到一线业务的所有动态，利用智能系统实时监测全球各地业务，不需要人工干预就能提供风险预警。

三、组织模式“从职能到平台”

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运作模式创新，不单单是效率提升，更是实现了曾经即便投入大量人力也无法实现的事。同时，数字化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到了运作模式层面，一定会牵扯到另一个层面，那就是组织模式。交易模式是皮肤，运作模式是肉，组织模式就是骨骼。数字化转型推动的企业组织模式创新，是从职能到平台。  

（一）传统组织。比如一家公司的销售人员，用自己各种各样的招数，煞费苦心搞定了一个客户，现在要签约了，会面临什么问题？拿着合同去法务部门签字盖章，有问题，被驳回，重头再来一遍；客户在技术上有个性化的需求，就打报告，层层审批，最后技术部门可能会回复没人手，也可能说需要一周时间评估可行性。对于这个销售来说，公司各个部门就是各种衙门，整个流程走下来，效率很低。但对公司来说，各部门有各自的职能，不能为了谁的效率就随便开口子。这就是传统组织的一个悖论：想要效率高，风险就高，安全运行得不到保证；想要安全运行，就得在效率上有所损失。但是，在数字化系统下，这个死结是可以被打开的。

（二）从组织模式到平台模式。外界经常说，华为的人很厉害，都是精兵。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的精兵之所以能打大仗、打胜仗，是因为身后有数字化大平台的支撑。华为在全球目前有员工近20万人，就拿行政来说，不管在什么国家做什么业务，小到差旅服务，大到在海外租赁办公室，都在一个行政平台上解决。华为还有供应平台、研发平台、销售平台、财经平台、交付服务平台、人力资源管理平台、办公与IT平台等。所以，借助数字化的力量，华为形成了“精兵 平台”的组织模式。

平台是以共享和能力为导向的，将华为公司的各项能力拆解成一个个能力块，沉淀在平台上，共享给所有员工和业务。精兵是责任结果为导向的，精兵的任务是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的同时，达成业务目标。对于刚才那位传统组织里要跑各个“衙门”的销售人员，在数字化转型后的平台型组织里是如何工作的？比如，要签合同了，客户方突然出了负面新闻，这位销售人员必须立刻评估里面的风险，判断还要不要继续推进。平台就会派出风险评估专家，去辅助他完成判断；再比如，这位销售现在要代表华为到非洲某国家开一家公司，他可以在完全零基础的情况下，瞬间调集业务、法务、财务、税务、政府关系等等各种资源，完成业务拓展的目标。

（三）平台不仅负责输出能力，还有沉淀能力。公司组织模式变成了平台式，建立了多个平台，比如供应平台、研发平台、销售平台、财经平台、交付服务平台、人力资源平台、办公和IT平台等。华为公司的各项能力拆解成一个个能力模块，沉淀在平台之上，共享给所有员工和业务。比如，华为工作人员曾经跟一位客户签约前，客户突然提出要从4G方案变成5G方案。华为只用了一周时间，调集网络专家、技术专家，从商业条款到具体的技术方案、产品配置方案等等，做了一份细致的方案交到客户手中，最终拿下这份合同。但这不是结束，这种高效解决特殊问题的方法，华为只要做过一次就会被记录在平台上，沉淀成能力，未来有类似情况发生时，就可以输出。

可以做个比喻：一家数字化程度足够高的企业，就像变形金刚，它可以变成不同的形态应对不同的风险，解决不同的问题。之所以能变，就是因为它的能力在平台上形成了各种能力块，可以进行各种灵活的排列组合。

四、企业治理“从强根到铸魂”

数字化带来的模式创新抵达了更高的层级，不只是组织层面的变革，而是上升到了企业治理的层面。

（一）事业部制或者集团制为代表的“诸侯制”。诸侯制，就是按照企业所经营的事业，包括按产品、按地区、按顾客（市场）等来划分部门，设立若干事业部。事业部是在企业宏观领导下，拥有完全的经营自主权，实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部门，既是受公司控制利润中心，具有利润生产和经营管理的职能，同时也是产品责任单位或市场责任单位，对产品设计、生产制造及销售活动负有统一领导的职能。大多数公司是事业部制或者集团制公司，是相对松散的组合，就像是诸侯制，各子公司各行其是。但因为我们的能力都长在平台上，不管多少新的业务、新的公司都是在同一个平台上长出来的，非洲的代表处和欧洲的代表处，底层的职能平台都是打通的，这是分布式经营管理。

（二）团队制打破了传统的诸侯制。分布式经营管理这种治理模式的创新有什么好处呢？试想，长在平台上的能力就会以光速不断演进迭代，成为世界级的能力，赋能给各个团队。以财务能力举个例子。如果是诸侯制的治理方式，100家子公司各有各的财务能力，其中绝大部分肯定是重复建设，整体迭代的速度会非常缓慢。但在团队制的模式下，一家公司在一个项目上形成的财务能力，可以快速成为其他99家参考复用的能力。100家公司，每家公司做一万个项目，就是一百万次迭代和训练。华为现在一年进出数千亿美金，涉及上百种货币种类，在170个国家都能做到业务税务合规，做账准确一致，就是得益于这样的治理模式。

数字化带来的这种治理模式创新，让业务质量标准和业务能力能够在华为公司各个产业、各个团队间无障碍地流动。对外，就能让整个业务体系高效匹配客户的需求，对内，就会让新业务快速生长孕育。传统的诸侯制想要发展新业务，那就成立一个新的部门，给一笔预算，开始干。但华为在这个新的治理模式下，技术研发、设计制造、人力资源、财经账务都是共享共通的，都可以从企业层面直接调集，快速转换去支持新的业务。

（三）无法完成思想和组织转变，何谈数字化转型 ？概括来说，“皮肤”交易模式，“血肉”运作模式，“骨骼”组织模式，再加上治理模式这个“魂”，企业的模式创新才足够完整，才能成为一个鲜活的生命体。但很多实际案例中，企业一谈到模式创新，往往只谈交易模式的创新，基本上都是将线下交易模式简单地搬到线上，连完整的业务模式的数字化都做不到，但没有后三种模式的创新，业务模式创新只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搞不定思想和组织转变，何谈数字化转型 ？

  五、华为数字化转型给企业的启示

2020年8月21日，国务院国资委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转型，将推动国有企业的生产方式、业务形态、商业模式等产生颠覆式重构，有机会发挥后发优势，实现换道超车，抢占新一轮产业竞争制高点”，“积极培育新模式新业态，促进商业模式创新。国有企业积极开展以用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变革，形成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创新模式和新型业态”。商业模式要通过数字化实现颠覆式重构。对比之下，华为交易模式的颠覆性不够，还是在业务模式和业务流程的优化层面，但仍给广大企业带来了启示，一是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模式创新，包括业务交易模式、运作模式、组织模式和治理模式。只有这四个模式创新成为一个整体，撑起一个完整的“智能体”，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才能充分体现出来。二是在数字化时代的业务模式上，企业要建立全线上的、人工智能辅助乃至驱动的交易模式。三是在数字化时代的企业的内部运作模式上，也要数字化、智能化。四是在数字化时代的组织模式上，企业要建立平台式组织结构。五是通过数字化转型，从业务创新起步，最后实现商业模式颠覆式创新。

卫森，本名李明，中海智库研究员，硕士研究生。长期为各级党政机关国企提供重大课题研究服务，致力于区域发展、产业研究，特别关注新媒体融合对产业经济发展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