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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涨薪之争的背后

    民众反对公务员涨薪，较为本能的反应是“钱少为何不辞职”。一些有公民精神的民众则认为，公务员加薪应从其提供的公共服务与纳税人支付的成本是否合理作为为评判标准，同时，还得有一个程序问题，不能说加就加。可以说，民众在此事上展现出来的公民精神、纳税人意识可谓空前高涨。

    然而，这并非事实的全部。一方面，人们猛批公务员涨薪，另一方面，年青一代却是挤破了脑袋也要到体制内去！自2009年以来，连续三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逾百万，2013、2014年，这两年通过审核人数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50万以上。最近四五年以来，应届大学毕业生就业倾向大型国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的比例逐年攀升，而倾向外企和私企的比例则呈下降趋势。

    进入新常态以来，反腐成为常态，官员群体的日子不好过。但是，居民幸福感调查显示，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稳定、高福利、有保障、安全感，这些眼下倍显金贵的收益，正引指引着年轻一代中国人向体制内大量回流。

    年轻人选择到体制内去，无非是受两股力量的影响，一是来自社会思潮，二是来自亲朋好友。两股力量交织着，促使一个个活脱脱的年轻人选择到僵硬的体制内守着年功秩序艰难爬升。在此，便引发了一个疑问：那些激烈反对公务员涨薪甚至对这个群体采取敌视态度的人们，在给自己的孩子或者亲朋的孩子就业建议时，是否也会斩钉截铁地对体制说不？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很多人反对公务员涨薪乃至憎恨公务员群体，可能并非是公民精神、纳税人意识被唤醒，而是某种程度上的酸葡萄效应，也就是说，这种反对是出于一种无法进入体制的羡慕嫉妒恨或者悲哀，而非对官僚体系本身的批判。往往是越是情绪化的批判者，越是对官员群体强大的社会资源支配能力表示出极度的渴望，幻想着有朝一日权力之袍加身，便可对百姓颐指气使，他们对体制的批判其实就是个笑话。

    1792年，正值“康乾盛世”时期访华的马嘎尔尼，通过观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人没有信仰，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不得不承认，马嘎尔尼两百多年前得出的这一结论，至今有效。甚至可以说，官本位思想，在当代中国非但没有淡化，反而得到了固化。尽管时下是“依法治国”，但“一人治国”的阴魂却有重返的迹象。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曾有过短暂的去官僚化、去体制化时期。上世纪90年代，全国掀起了一股公务员辞职下海（“下海”一词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孕育而生）潮。据人社部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1999年，根据中央全国地方机构改革会议决定，市、县、乡政府部门要精简的人数不下280万，这项举措直接推动公务员“下海”的进程。公务员辞职创业行为从“很难想象”逐步进入“稀松平常”状态，在一些地方甚至形成风潮。

    在那一拨下海潮中，许多体制内人士都勇敢地下海创业，许多大学生也把创业作为自己毕业后的梦想。创业成为那个时代的鲜明烙印，由此也推动了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

    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肇始于邓公92南巡归来。那个时候，市场刚刚起步，空白领域太多，法治又相对不完善。只要有勇气跨出体制，轻松松松就能淘得第一桶金。可以说，中国的民营经济的最重要的基础正是在90年代打下的。

    如今，去官本位思想的年代是一去不复返了。眼瞅着“赤豪集团”与“庶豪集团”在政治、商业等诸多领域展开的全面肉搏战，公共利益却只能避而远之。年轻人首选去体制内，而不是实体经济，也真是醉了。

    回到公务员加薪问题，据学者刘植荣研究，国际上比较普遍的情况，如世界十个最廉洁的国家，其公务员工资水平都大致等于或低于全国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而中国的公务员工资却高于社会平均工资，在世界各国中处于较高水平。

    如果有一天，中国也普遍出现“官不聊生”的局面，官本位思想问题、公务员加薪问题……自然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