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货客就是反人类
商业的核心就是低买高卖。水货客就是游客或商人,只是比别人多购买了一些东西或多来了几趟香港而已。你不能限制人家多买。
从价格低的地方买进,到价格高的地方卖出,这种“套利”或“投机”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了。商业的核心就是低买高卖。水货客购买商品,并没有直接伤害到他人。水货客和商家之间的交易是自愿的,互利的。“反水货客者”作为第三方,没有理由干预他们的这种行为。
“水货”这个概念本身就有问题,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精神。“货”只有好与坏,贵与贱之分,不应该有“水”或“不水”之分。把正常的商品定义为“水货”,就是一种歧视,“水货客”更是一种歧视的语言。他们就是游客或商人,只是比别人多购买了一些东西或多来了几趟香港而已。但多买是正当权利,合情合理,你不能限制人家多买。
假如“水货客”的购买导致市场上某种商品的短缺或价格的上涨,那也是正常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会持久,因为香港那些敏锐的商人会对此作出反应。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无需“反水货客者”游行示威,动手动脚。如认为香港的商品只能香港人消费,大陆的水货客不能买,那未免太狭隘,太地方保护主义。
水货客对港人不仅无过,反而有功
“水货客”所从事的商业活动,虽然没有直接纳税,但间接地通过商家收入的增加交了税,增加了香港的税收,他们对港人不仅无过,反而有功。
香港有些人不理解什么是资源,或者只看到实体资源,没有看到看不见的资源。香港最为重要的资源是自由开放的商业文化,如没有这样的文化,香港只是一个港口。这样的港口很多,香港不特殊。反水货客者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破坏这种最重要的资源。自由港繁荣的基础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商人,水货客是典型的商人,他们为香港创造了商机,促进了香港货物的流通和商业的繁荣。水货客虽然没有直接纳税,但间接地通过商家收入的增加交了税,因此为香港的税收做了贡献。包括“水货客”在内的商人,他们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增加了香港的税收,他们对港人不仅无过,反而有功。
或许反水货客者才是真正占用了香港资源,却没有纳税的一帮人。他们在街头示威,不仅他们自己不从事生产活动,没有创造价值,反而伤害了香港商家的正常经营,从而减少了香港的税收。
“水货客给香港的民众生活带来不便,也挤压了合法企业经营的空间,同时扰乱了内地市场秩序”这些说法没有一条是成立的。民众的生活离不开商品与商业,假如没有水货客的购买,香港商业的繁荣程度就受影响,香港民众的生活就会受影响,包括收入水平方面的影响。
买卖水货本身就是合法经营,他们与其他“合法”企业的竞争是正当的,不存在挤压的问题。扰乱内地市场秩序更是子虚乌有。市场的最终目的就是让消费者受益,水货客让内地消费者买到价廉物美的商品,何来扰乱之有。市场是水货客们创造的,没有水货客,哪来的市场。
政府应该检讨自己,而不是指责水货客。因为正是关税阻碍了正常的自由贸易,使水货客承受骂名,也使他们正常的贸易活动承担不必要的风险。政府应该拆除这些人为的关税壁垒,让贸易更自由,这样水货客问题自然解决。
香港需要更开放,更少福利,更少管制
反水货客恐怕与香港企业家精神的逐渐丧失有关。香港的出路在于恢复企业家传统文化,这需要更开放的姿态,更少的福利,更少的管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上述不良现象。
香港曾经那么自由包容,是大陆学习、仰慕的对象。但近年出现了各种诸如奶粉限购、反水货客等被大陆鄙视的事件,其原因恐怕与香港企业家精神的逐渐丧失有关。香港的先驱是移民,移民是非常具有创业精神的群体,他们在香港无依无靠,生活压力迫使他们必须发挥自己的才能,做水货客,做转口贸易是他们谋生的主要方式之一。吃苦耐劳的水货客精神是香港的灵魂,造就了繁荣的香港。
但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受教育程度很高,教育环境、生活环境与他们的父辈祖辈大不相同,他们有福利保障,享受父辈祖辈创造的财富,不需要也不想艰苦创业。对他们的祖辈来说,大陆来的水货客可能是求之不得的,因为这意味着生意,意味着收入。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都没有出现反水货客现象。但现在的香港年轻人认为自己不需要这种生意,水货客的到来只是给他们添麻烦,损害他们的福利,对自己没有好处。
另外,基于自己的制度、教育背景与地域,他们可能有一种优越感,认为自己是“主流的”、“现代的”,而大陆水货客是“落后的”、“不合时宜的”等等,从而产生歧视心理。他们的这种观念或心理与自由市场精神是不符的。
越是有企业家精神的地方,越是开放包容,越没有本土意识。当企业家精神衰落时,本土意识就会增强,对外来人产生抵触情绪。如上海,在计划经济时代歧视外来人,改革开放后好多了。深圳作为移民城市也很少有本土意识。
任何制度都要服从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香港的出路在于恢复企业家传统文化,这需要更开放的姿态,更少的福利,更少的管制,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上述不良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