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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李嘉诚是在煽动民粹的暴戾之气

有关李嘉诚旗下企业注册地变化的话题，在民间激起巨大的争议，官方对此虽然不会给出明确的结论，但一些说法应该可以被视为具有信号意义。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最近强调，需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并称将在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信、军工等领域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这其中对于所谓的财富转移潮似乎具有隐性的暗示，即监管部门将不会通过“不让跑”的方式把财富留住，而是通过产权保护的方式，形成更好的财富生成机制。

问题的另一面是，只有保护合法财富，才能推进混改——没有一个胆战心惊的企业家敢把资金大规模地投入无法完全掌控、没有安全保障的企业。

一部分财富人士之所以想跑，从经济上看，不外乎两个原因，或者是国内缺乏生成新财富的能力，或者是财富不够安全。

国内有没有能力生成新的财富，能不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关键取决于改革的成败。

有的国家或地区正出现贫穷的代际传递，无论企业与劳动者如何努力，只能围绕着贫困的陷阱打转。奥巴马的母亲、美国人类学家邓纳姆在其穷尽一生所写的《逆境求生：印尼的乡村工业》一书中，提出资本是印尼农村工业中各个部门分层的根本原因，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差异。经济发展不起来并不是企业家精神的缺乏而是资本的缺乏，是政治经济而不是文化的原因。

必须打破这一可怕的内卷化结构。低收入人群如果持续得不到平等的机会，得不到资本，不仅可能使基层社会合理秩序崩溃，而且会让官商结合变本加厉成为官商勾结，使权贵企业可以得到更巨量的租金。试想一下，如果去除这些租金，很多权贵型大企业有多少能够真正盈利？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标志是培育出体面的中等收入群体，而不是形成食利群体与赤贫群体，导致贫富两极分化。

《别让李嘉诚跑了》的文章何以受到严厉抨击？杀气腾腾地威胁一个国际企业家，显然不是一个理智的办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一些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如果要先培育出一个尾大不掉的群体，而后加以威胁，不如在制度设计时坚持底线原则，避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同时更好地保护国民的合法财富。

李嘉诚之所以会受到大家的关注，是因为高收入人群的移民倾向愈演愈烈，而这是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既有环境状况堪忧、教育与医疗等资源得不到公平配置等原因，也存在着居民财富保障方面的担忧。从税收到土地都存在系列案例，这导致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惹不起躲得起。

只有消除财富人群的戒心，资金才能留住，企业家才能安心创造财富。在一次会议上，刘鹤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要认真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要求，着眼于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做“活”做“优”国有经济，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更好融合。

如果此次混改不被异化为上市圈钱，那么民资进入国企或者进入国企的项目，核心诉求是对民企管理权与财产权要有尊重，这样的尊重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诉诸法律，通过一个个案例树立起信心。只有相信法律的尊严与公平，混改才有基础。

中国当前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初创时期的违法行为与企业家牵连不断，国企改革与权贵攫取资产时常伴生。清理企业初创时期的违法行为有多种解读，有时会被放大为对财产的剥夺。最好的办法并非就此停止清理，而是在清理过程中以法律为重，让透明司法为财富保护划出一道宽阔的边界，而不是煽动民粹的暴戾之气，使违法的权贵戴上受害者的假面继续舞蹈。

对于中国而言，有底线的法治在财富与市场中的作用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