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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的硅已经来了，只剩下谷了” 深圳“深谷”是怎样炼成的？

从“三来一补”的加工贸易到国际领先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深圳的产业经济凭借着草根精神，完成了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的精彩一跃。而今天的深圳正在展开从“产业创新”向“社会创新”的新一轮转型。

“山寨”与“创客”

在2016年初全球金融动荡的寒风中，以“创客天堂”形象而令世界瞩目的华强北电子一条街，正在经历着一场蜕变：因地铁建设而封闭的街道入口，昔日人头涌动的街道冷清了许多，而在消费升级和成本压力下陆续退出的传统商户，也令商场内多了些商铺招租的招贴。

54岁的深圳市电子商会执行会长程一木似乎并不为当下的“萧条”而忧虑。自1991年来深至今，程一木见证了华强北从个人电脑到智能手机时代的数次兴衰与转型，深悉这条街道的生机与动力所在。

在程一木看来，过去十余年中在华强北流行过的种种“时尚”电子产品，只是这个市场的表象，真正支撑市场不断发展转型的动力，其实来自远在大众与媒体视野之外的专业市场：支撑着华强北一半以上交易量的是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28个专业电子元器件市场。

“华强北表面上是市场，实质上是几万家电子元器件厂商所构成的超级‘电子资源要素调配平台’。”“程一木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这才是华强北不同于全国乃至世界上任何一个电子市场的独特“产业资源”。

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产业资源”，令全球知名创客机构HAX在五年前便悄然入驻华强北，混迹于当时仍以“山寨大本营”而著称的华强北电子厂商群落之中。

当媒体和产业界还在以讥讽的口吻谈论着Made in Sz（山寨与深圳的首字母）时，这家以硬件创新著称的创客机构已经意识到欧美科技企业正在失去其曾经擅长的生产制造能力，而聚集着数万元器件厂商的华强北则成为了这一“制造力”的传承者。

“我经常开玩笑说，硅谷的硅已经来了深圳，只剩下谷了。”HAX合伙人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当他们在美国需要花三个月才能找齐的电子元件在华强北一天内就找到的时候，他已确信华强北就是“智能硬件的硅谷”了。

在程一木看来，硬件创新的本质是在不断发展的技术体系下，通过新的市场需求发现与技术拼接而形成的“二次创新”或“微创新”，“从这个意义而言山寨也是微创新，只是它所针对的市场需求层面不同而已。”

对于曾经在华强北兴旺一时的“山寨现象”，在华强北市场内被尊称为“九爷”的华强电子产业研究所研究总监潘九堂认为，随着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力迅速提高，中国的电子产品消费模式在短短十余年内经历了从满足基本需求，到“草根文化”再到中产阶级消费文化的数次转型，而山寨产品正是消费者从简单追求性价比和差异化的“草根消费”向追求品质和品牌的“中产式消费”之间的一个阶段性需求。

随着市场需求和消费文化的升级，曾经流行于华强北的“山寨文化”被更具品牌化的主流产品所取代，已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这一背景下，引入全球化设计理念和资源整合能力的创客文化，成为诸多完成早期技术与资本积累的中小厂商转型升级的动力机制之一，形成了不同于外资模式的“草根创客”群落。与此同时，日益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陆续出现的法律、咨询等中介服务机构，也为早期背负着山寨之名的“硬件创新”赢得了更加独立的市场尊严。

“今天，人们不再谈论山寨，人们看着产品说，这就是一个产品。”Benjamin Joffe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随着市场观念的转变，他们的工作重心也从自己创造产品，变成了为更多的创造者提供市场推广和金融服务，“把他们的产品转化为全球生意”。

在终端消费产品的代际更替之间，当年支撑起“山寨繁荣”的华强北产业链，依然将在创客时代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产品创新平台”功能。

令程一木自豪的是，华强北的这一“产业资源”并非政府规划或补贴支持，而是数以万计的“草根创业者”共同搭建起来的：从十五六岁为亲戚站柜台开始，到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工厂和研发设计体系，“很多亿万富翁现在才三十多岁，但已经在华强北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

这一“草根精神”正是深圳创新体系诞生的缩影：20年前提出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样是一个“草根创业”型政府。

从“三来一补”到“深圳制造”

1991年来到深圳的刘容欣，是政府层面“草根创新”历程的见证人：从1991年参与《深圳市能源发展规划》，到2007年主持《国家创新城市体系指标研究》，现任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区域发展规划研究所执行所长的刘容欣，二十多年里主持参与了近百项关系深圳产业升级和城市创新的重大课题研究。

1990年代中期，以“三来一补”式加工贸易模式承接香港制造业转移的深圳，在综合成本不断上升的压力下，面临着第一次产业转型的选择。

“当时市科技局委托我们做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研究。”刘容欣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当政府官员跟课题组专家到国际上参观学习了一圈后，回来就没敢用国际通用的“高技术”（High-tech）这个概念，“因为感觉跟人家差距真的有点大”。

最终课题组造了一个词：高新技术，意思是技术不一定很高，有创新就行——没想到“高新技术产业”最终变成了今天的标准用语。

在1999年深圳第一届“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上，一款能为纸巾加温的“自动柔巾机”意外地变成了明星产品，数日订单高达五千多万人民币——这一远非高科技的产品恰好体现了交易会的另一层内涵：市场才是“创新”的真正评价者。

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这一轮产业转型中，以纺织和制鞋等传统制造为主体的加工贸易体系，迅速被全国性消费升级所推动的家电、电脑、通讯产品等产业所取代。

与此同时，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全球化OEM模式令“深圳制造”开始为世界所瞩目：从1996年加工电脑机壳开始，到2005年首度跻身《财富》全球500强，OEM代工模式在成就了富士康的同时，也为深圳的“制造力”升级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包括华为、比亚迪在内的一大批今天的产业巨子，都是从“OEM代工”、模仿式创新，再到自主创新的路径中走出来的。而包括华强北专业市场和海量中小企业群，也正是在各个层面的配套与代工合作中，形成了今天的“创新产业链”。

高度市场化的企业竞争需求和极度专业细分的全球化代工产业链，令深圳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从诞生伊始便不同于传统“政府主导型”模式：无论是在市场还是专业领域内。

“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市场力量。”刘容欣表示，过去二十多年中深圳市政府在高科技产业政策方面“大方向基本没有变”：那就是致力于成为企业自主创新的“辅助支撑系统”，为企业的市场化创新不断提供政策制度和公共资源等“创新要素”配套。而这些点滴的配套政策与制度完善累积下来，“今天回头去看就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这一成就体现在产业数据和创新结构之中：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1995年的225.8亿元增加到2003年的2480.6亿元，年均增长34.9%；同时形成了著名的90%现象——90%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的研发人员在企业，90%的科研投入源于企业，90%的专利出自企业，90%的研发机构建在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以OEM代工模式为代表的“深圳制造”模式发展到顶峰时，富士康深圳工厂中的工人数量一度高达50万人——空前庞大的代工制造业规模，不仅考验着企业的“管理极限”，也令空间资源有限的深圳产业发展再一次陷入“增长瓶颈”。

2002年底，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文展示出了深圳人在面临治安混乱、环境恶化和增长停滞时的惶惑心态，三年后新任市长李鸿忠公开承认，深圳经济发展面临“土地有限、资源短缺、人口不堪重负、环境承载力严重透支”四个方面的“难以为继”——深圳经济体系由此拉开了新一轮产业转型。    

  创投资本链

在这一轮由政府推动和引导的产业转型中，深圳高新科技产业形态实现了从“跟随式”模仿创新向引领式自创新的“精彩一跃”，从4G技术到基因工程等多个领域形成了领先世界的创新能力。

从制造到创造，是从产品升级的“简单市场”向囊括金融支持、科研体系、市场机制和产业形态等诸多因素的“复杂市场”的转型。在实现这一转型的过程中，除了高端制造产业链所形成的“制造力”之翼外，由风险投资到创业板的“创投资本链”，成为了深圳自主创新体系中关键的“资本力”之翼。

1987年来到深圳的杨向阳是深圳“创投资本链”诞生的亲历者之一。从推动中国首个自主研发的基因治疗新药“赛百诺”上市，到参与创办并投资海普瑞、北科生物等“现象级”生物医药企业，他被业界视为“中国生物医药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天使投资人”。

“那时深圳政府中的科技、发改、经信等部门的业务干部经常跟不同的创业团队聚会。”杨向阳将这种小聚会笑称为“互相洗脑”：不同领域的创业团队们向政府官员介绍各自领域的产业前景、最新趋势和创新理念；而政府官员则向创业者们及时转达相关政策动态，以及如何有效利用已有的政策与市场资源。

这种“互相洗脑”式的思想碰撞与交流，为深圳造就了一批极具市场和科技前瞻力的技术干部。“为什么一批极具产业前景的科研和科技型企业最终落户深圳？就因为深圳政府官员最早认识到了它们的价值，并愿意为引进它们而付出很多的努力。”杨向阳深有感触地表示，在十多年前包括生物医药等诸多高科技产业“还只是一个概念”的时候，能够为一个小企业的事专门跑到北京部委争取政策和指标的，“当时全国除了深圳还有谁做？”

也正是在为大量创业团队的沟通与服务过程中，深圳的经济和科技部门率先意识到，为规模化制造产业服务的传统金融体系，难以为市场和技术风险极大的“引领型”创新模式提供金融支持。

“比如新药研发，在全世界几乎都是由小企业完成，再被大型药企收购。”杨向阳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其中的关键就在于其巨额投资和研发失败的风险，会对大型药企的利润带来剧烈波动，因此只能由更具风险意识的创投资本与研发路径各异的创新型企业共同完成。

在传统金融与资本市场无法为创新企业提供资本支持的情况下，以2002年成立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为标志，深圳政府与民间风投资本一起，在近十年时间里打造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金融形态的“创业投资产业链”：在这个产业链中，不仅有着最成功的政府创新引导基金，最具活力的创投家群体以及最具影响力的风险投资论坛，而且还衍生出了为各类“创新要素”和产权交易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创新中介服务”产业链。

插上了“资本之翼”的深圳高新产业体系，由此在二次转型中再度“升级”：高新技术产品产值从2005年的4885.26亿元提高到2013年的14133亿元，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高新技术产品产值比重已达60%以上，实现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

深圳创新经济体系也在这一阶段体现出日益明显的“生态圈效应”：多元化的市场和社会创新不断打通着传统体制和市场结构中“淤塞”的各类要素资源，而丰富的要素组合所带来的创新形态正在“溢出”传统经济和产业领域，从政府治理、社区生态到文化创意等各个层面，形成日益丰富的“社会-市场”型“综合创新生态系统”——从这个意义而言，今天的深圳正在经历着另一次从“产业创新”向“社会创新”的深刻蜕变与转型。

从“产业创新”到“社会创新”

在中国宏观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2015年，完成二次产业转型的深圳交出了一份漂亮的“答卷”：在GDP增速8.9%，高达17500亿元人民币的总产值规模中，高新技术产业以5847.91亿元的增加值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与金融、物流和文化产业共同撑起了深圳GDP的“半壁江山”。

面对这一堪称“惊艳”的产业答卷，深圳公众力商务咨询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范军却并不乐观，“许多人认为深圳的创新转型已经完成了，但我感觉只转了一半。”

范军于2006年创立“公众力”民间智库，致力于推动城市治理中的民间评价与公众参与模式。他曾在2010年推出首份民间版“政府工作报告”，其公益调查模式被时任市委书记的王荣称为“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条件”。

范军认为，深圳在此前十年的产业转型中，确实构建起了基本完备的产业创新体系，但对于支撑这一产业创新体系所必需的“底层建筑”——城市治理和社会生态模式的创新探索，只不过刚刚开始。

“深圳今天的产业成就，更多来自十多年前启动的那一轮转型红利。”范军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包括华为、腾讯和比亚迪在内的深圳“领军企业”，基本都是在2006年以前成立的。2006年版的《深圳城市发展规划》是深圳最后一个具备整体前瞻性产业规划的城市发展“总规”，并由此形成的今天的城市产业格局，“此后政府再也没有这么大的城市空间调配能力了”。

在土地资源日趋稀缺的同时，渐趋停滞的流动人口增速和日趋固化的财富分配格局正悄然侵蚀着这座城市昔日的活力与创新精神，“我们的调查显示，对于很多高校毕业生来说，深圳已经变成了第三或第四选择。”范军担心的是，随着人才和土地等资源要素的“凝滞化”与“板结化”，过去20年深圳所积聚的创新产业优势会消散得“比想象中更快”。

在范军看来，面对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所带来的新挑战，深圳更需要的不是增量式的“新兴产业规划”，而是如何通过更加广泛的社会化创新，激活与优化深圳前二十年发展过程中所沉淀的“创新基因”与“存量资源”。

在范军看来，深圳独特的“移民城市”气质，与过去数十年的在“小政府、大社会”发展模式下所形成的“公益意识”与“公共精神”，正是深圳在新一轮社会创新转型探索中宝贵的“创新基因”。

随着社会创新体系的构建与成长，这一“创新基因”正以日益丰富的社会角色和组织形态，活跃在从环保公益到政府预算监督的每一个层面：截止到2014年底，深圳已经设立社会组织8241家，社团4173家，民非3940家，基金会127家，一个日益庞大的“社会创新生态体系”正在这座“创新之城”中悄然成形。

2015年6月，成立不久的民间智库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深圳改革30人论坛”在向深圳政府和社会公众发出的《对深圳改革开放重大战略问题的建议》一文中，痛陈深圳在改革创新方面存在的“自我满足情绪”“利益群体阻碍”和“迷失改革方向”等诸多问题，并提出了包括“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验在内的11项建议，

“挑战和危机对深圳从来都不是坏事。”身为“深圳改革30人论坛”成员之一的范军表示，深圳过去30年中的数次重大转型，都是在危机倒逼之下闯出来的改革与创新之路，而今天深圳在城市治理模式和社会创新方面的探索与尝试，可能会为十年后中国的政府治理和社会转型，“提供一个很好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