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盛顿共识”是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战略。“北京共识”是中国独立探索本国发展道路和转型道路的模式,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在经济转型领域的实践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结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华盛顿共识”将一整套经济政策和改革方案强加给拉丁美洲和前苏东国家,而“北京共识”则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独立自主地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结果。
关键词:“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经济转型
一、“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在经济转型领域的实践
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伦敦《金融时报》上指出:中国在很多重要领域已经成为美国的重要对手,中国模式在使自身发生翻天覆地地变化的同时,也在对中国以外的国际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为世界上那些苦苦寻求国家发展、独立自主、自尊自强的国家提供了一条道路,我把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称为“北京共识”。4天后,英国外交政策中心全文发表了乔舒亚的文章《北京共识》,引起了全世界的讨论和关注。而在这之前,国际社会广为流传的发展模式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是指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化为主要内容的战略,以及基于自由市场信念并且旨在削弱政府的角色,甚至使政府最小化的一系列政策。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方的共同推动之下,拉丁美洲开始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改革完全按照“华盛顿共识”的设计进行,内容包括加速私有化、放开市场和价格管制、减少政府干预等。改革之初,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拉丁美洲国家相继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发展迅速倒退至改革之前的水平,有的国家的经济状况甚至比改革之前更加糟糕。据统计,整个20世纪90年代,拉丁美洲各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不足3%,而失业率却高达9%。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相比,拉丁美洲的贫困人口增加了1800万,这个数字几乎是拉丁美洲全部人口的将近一半。
拉丁美洲各国经济转型的失败并不是个案,“华盛顿共识”在前苏东各国的尝试也导致了严重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东各国迫切地想要消除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带来的消极影响,同时急于寻求西方各国的经济援助。因此,前苏东国家纷纷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经济改革,推行急速的私有化,大幅度削减公共开支,即“休克疗法”。急功近利的后果是前苏东国家重演了拉丁美洲国家的悲剧,20世纪90年代,多数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为负数,而失业率和贫困人口则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拉丁美洲各国和前苏东国家的经济发展悲剧,宣告了“华盛顿共识”的彻底失败,也证明了任何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在遇到各国不同的国情时,必然会表现出“水土不服”,由此导致的结果是转型的失败。
与“华盛顿共识”不同,“北京共识”是中国独立探索本国发展道路和转型道路的模式,它实质上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北京共识”提出于2004年,但是中国对于发展模式的探索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从1978年至1988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在经历了1989年和1990年的相对低迷时期之后,从1991年至今,中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
“华盛顿共识”和“北京共识”在各国经济转型中的实践表明,任何以经济援助为名,行经济控制之实,将经济政策和改革战略强加给其他国家的行为,都注定是失败的尝试。一个国家只有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结合自身国情寻找符合自身发展实际需要的经济转型模式,才能真正实现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独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转型取得的成就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1978年底,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同时,会议还制定了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可见,改革开放最初就是从经济改革,确切地说是从农村经济改革开始的。1979年,全国农村逐步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分产到户、自负盈亏。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纪要》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此决议后,农村改革开始如火如荼的进行,承包生产责任制在农村得到普遍推广,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大幅提高,农民收入大幅增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毁灭性打击的农业经济迅速起死回生,困扰中国多年的粮食问题得到大幅度解决。
此外,中国的改革同时伴随着对外开放。改革开放初期,对外开放主要是指引进外资,包括外国政府贷款及与外国建立合作企业,利用国外资本,学习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外资促进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效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促进了国内技术进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共中央逐渐批准开放沿海港口、开辟沿海经济技术开放区,以集中引进外资,进一步深入推动改革开放。1984年5月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1985年2月,决定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3月,决定新划入沿海开放区140个市、县,其中包括杭州、南京、沈阳3个省会城市。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随后的中共十五大、十六大发展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明确了所有制模式。可见,中国在经济体制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改革,这种改革伴随着明确的时间表和详细的路线图。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总是走在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前面,经济体制改革的计划切实落实到了经济发展的实践当中,而没有沦为一纸空谈。在大胆务实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07年,中国人均GDP上升到2640美元,比改革开放前增长了17倍。
年份 |
GDP(百万元) |
名义增长(%) |
实际增长(%) |
2014年 |
63,646,270 |
8.2 |
7.4 |
2013年 |
58,801,880 |
10.1 |
7.7 |
2012年 |
53,412,300 |
10.3 |
7.7 |
2011年 |
48,412,350 |
18.4 |
9.5 |
2010年 |
40,890,300 |
18.3 |
10.6 |
2009年 |
34,562,920 |
9.1 |
9.2 |
2008年 |
31,675,170 |
18.2 |
9.6 |
2007年 |
26,801,940 |
23.1 |
14.2 |
2006年 |
21,765,660 |
17.1 |
12.7 |
2005年 |
18,589,580 |
15.7 |
11.3 |
2004年 |
16,071,440 |
17.7 |
10.1 |
2003年 |
13,656,460 |
12.9 |
10.0 |
2002年 |
12,100,200 |
9.7 |
9.1 |
2001年 |
11,027,040 |
10.5 |
8.3 |
2000年 |
9,977,630 |
10.6 |
8.4 |
1999年 |
9,018,770 |
6.2 |
7.6 |
1998年 |
8,488,370 |
6.9 |
7.8 |
1997年 |
7,942,950 |
11.0 |
9.2 |
1996年 |
7,157,230 |
17.1 |
9.9 |
1995年 |
6,112,980 |
26.1 |
11.0 |
1994年 |
4,845,960 |
36.4 |
13.1 |
1993年 |
3,552,430 |
31.2 |
13.9 |
1992年 |
2,706,830 |
缺 |
14.3 |
表2-1 1992年——2014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增长情况
从上表可见,1992年至2014年的23年时间里,中国保持了不低于7%的GDP增长率,其中有10年GDP增长率超过10%,2007年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14.2%。2014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历了清朝晚年的被迫开放、民国时期的军阀割据、抗战时期的民不聊生、解放战争之后的民生凋敝和文革时期的经济倒退之后,终于迎来了经济的腾飞。中国创造的经济奇迹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此外,国内大批专家、学者以及官员开始研究中国如何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概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频繁提及,大批学者试图总结中国发展经验、分析经济腾飞原因、展望未来发展趋势。不仅如此,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得到了全世界的肯定,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关注。2005年,美国知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奥戴德?申卡尔出版了《中国的世纪》一书,他在书中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行了大胆预言和推断,指出中国正以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快的步伐成长。2014年两会期间,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联合主席、马萨诸塞州共和党前执行主席哈金在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时说:“任何研究中国的人都知道,中国在非常大的困难和压力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几十年才完成的发展和变革历程,并成为全球范围内一个日益重要的合作伙伴。中国的成功,理应受到世界的尊敬。”
三、“北京共识”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的启示
“北京共识”的提出者乔舒亚指出:“北京共识”主要通过三种方式影响世界:第一,与“华盛顿共识”相比,“北京共识”具有某种反弹的力量;第二,通过本土化使其效仿者在本国实现经济增长,并出现一些增长的连锁利好;第三,中国的经济崛起,可以改变很多具有经济依赖性的国家的命运,就像磁铁吸引铁屑,能将其他国家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因此,“北京共识”能够为寻求国家发展和经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提供宝贵的经验:
第一,根据本国具体国情制定经济改革方案。如前所述,外部强加的转型方案和改革战略在实行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由此导致的后果是经济的低迷甚至倒退,国家发展和经济转型将付出巨大的时间代价和经济代价。拉丁美洲国家和前苏东国家的经济转型悲剧,正是改革过程中的急于求成心理和在转型思路和经济方面对西方国家的过度依赖造成的。
第二,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引进国外资本和先进技术,把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没有任何国家可以脱离其他国家孤立存在。1978年以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是同时进行的,中国在设立经济特区、沿海经济开发区、对外贸易区等方面的尝试表明,独立自主并不意味着闭关锁国,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也并不意味着会产生经济依赖。
第三,正确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市场机制称为“看不见的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将宏观调控比喻为“看得见的手”。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来说,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固然重要,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更容易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带来很大的风险。因此,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宏观调控作用,对经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至关重要。
“华盛顿共识”为拉丁美洲国家和前苏东国家提供的是简单粗暴的改革方案和经济政策,而“北京共识”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则是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诚然,当前中国的经济转型,在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问题,如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区域差异问题和贪污腐败问题等。但是,正如乔舒亚所说:中国的弱点就是她的未来。在现在和未来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正视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本国的国情解决问题,是“华盛顿共识”留给我们的教训,也是“北京共识”留给发展中国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