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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挣的钱为啥越来越少？

我们这些人是体制内的，我们不想革命，希望稳定。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研究事情发展的规律性，顺应历史潮流，能够做多少做多少，而不是先去估量我有可能成功还是不能成功，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不改革是死路一条。

我一直反对政府越位干预市场。

这几年，政府又在大力补贴技术创新，但科学和技术是两码事，科学研究是有外部性的，没法说发现某一个数学定理你就能得多少钱的回报，所以应该由政府负责投入，但技术创新是由市场奖励的，政府拿出几千万、上亿的钱去奖励一种技术是没有道理的，技术创新为什么要政府拿钱去奖励呢？

政府有什么本事判断哪一种技术是有前途的呢？你可以说某种技术本身也许是先进的，但它在市场上能不能成功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

我们现在都是政府说要发展什么技术，然后就大量地给钱，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看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成了什么样了。

不止光伏，现在全国都在做LED，最厉害的可能是我的家乡常州，要成为LED世界之都。但是，因为资源是稀缺的，给了这个企业资源，那个企业就拿不到。

现在整个江苏都是这个情况，光施正荣就有200亿元资金窟窿，所以政府也拿不出钱来支持LED产业。

昆山一家LED公司想到外地融资，广东那边说，你把公司搬到广东来我们就可以投钱，但当地政府说你不能搬走，你搬走我给你的几个亿就白给了。所以这种政府介入投资的模式本身就极不正常。

政府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科技部搞了一个电动车的十城千辆计划，现在大概有20多个城市都在搞。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拿一部分钱来补贴，十城千辆总共就是一万辆轿车。

目前，两三万辆车应该说就达到了最低的经济规模了，可是现在一点儿用都没有，各地都把单子给本地企业了。二十几个一千辆，就达不到有效规模，这个钱是白花了。

制造业只要规模上去，成本就下来了，但每个企业都拿一千辆的订单有什么用？

这种事情因为节约能源、减少污染，政府是可以给补贴的，一般的原则是一进入竞争就不能补贴了，但我们不是，政府还会决定把钱给哪个品牌，这是违反公平竞争法的。

按市场经济的做法，应该补贴需方，然后通过市场购买，哪家好买哪家的。

家电下乡也是有问题的。有些品种本来就已经要淘汰了，因为家电下乡，实质上维持了它的生命周期，但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还牵扯到所谓分配改革的问题。

分配改革上的问题很大，老是说要政府掏钱，结果是税加得那么重，哪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些小企业主私下里也跟我反映（他们不敢公开说），说我们这些行业领头的人都得到政府很多关爱，但他们根本体会不了我们的困难。

我2004年到浙江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从省里一直到县里，都有要扶植的企业名单，这本身就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基本原则，但是大家见怪不怪，认为当然的，这表示政府多么注意扶持民间企业！

为啥老百姓挣的钱越来越少？

刚才讲到分配改革，分配制度有什么问题呢？根本问题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有问题。

从投入方面看，资本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的比重越来越低。结果在分配上，资本的收入就越来越高，而劳动的收入越来越低。

而资本又是普通老百姓根本拥有不了的，资本的拥有者第一位是政府，第二位是企业，企业又以国有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是一些受到政府扶持的企业，结果收入分配就向政府倾斜，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所谓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就是要降低投资在整个增长中的贡献，要提高效率，或者技术进步。具体来说，就是要提高在增长中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力的比重和专业人员的比重。从分配上说就是劳动者的比重要进一步提高。

转变增长模式不是喊个口号，党中央做个决定就行了，那是要做很多工作的。

除了市场上要优胜劣汰之外，对劳动者要进行培训，要普及义务教育。日本人从明治维新开始重视教育，搞了两三代人经济才起飞，我们现在大量的农民工连九年义务教育都没有接受。

广东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当地政府没有将农民工子弟的教育与本地人子弟的教育一视同仁）当地政府说，农民工子弟应该回到家乡去读书。现在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子弟哪回得去了？结果社会问题就不断发生，打群架什么的在广东经常出现。

外地人的孩子也无法就业，本地人靠房子获利，儿子、孙子根本不用工作，也不学习，赌钱，所以一个小事就能引起几千人打起来。

现在有些企业主动办职业技术类大学，目的就是培养高水平的技术工人，尽可能实现生产自动化。这本来是件好事，但有的民办大学是打着办学的名号拿地。这事很复杂，你说哪个企业该表扬也很难说。

我们在互联网应用方面有几个数字，已经连续三年在世界的排名下滑。我们现在的平均带宽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80%，上网人数占全民的比例正在下降，到40%（5亿人左右）增长就很慢很慢，但人家还在增长，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的信息化成本太高，比如说我们的光纤基干网，以我们的人数，一条就够了，算上战备，两条就够了，但我们全国过去弄了六条，现在正在另建广电的一条。政府把市场分隔了。

搞电子政务的时候，各个机关都搞自己的系统，最后这些系统连不起来，而且有意不让它连起来，比如说公安部掌握的企业信息和商务部掌握的互相不通，都作为自己的财产垄断起来。

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不应该管那么多。

美国就一个商务部，商务部是管市场的，不管企业，我们不是，一直管到企业去了。不仅是商务部，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都这样啊，因为有了权就有钱。

为什么要顶层设计呢？就是因为存在这些问题。整个改革如果不能向前推进，要一个个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没有办法。

现在问题又成堆，所以需要研究，需要从问题出发去找出体制的原因，然后梳理，根据轻重缓急、配套关系，搞出一个所谓的路线图。

经济工作会议要求今年要拿出路线图来，要明确提出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我认为这事不可能由国务院来做，还是要由党中央直接来做。

从万科关联独董看我国独董制度的缺憾刘纪鹏

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

导语：关键在于当人们把目光和注意力都集中到选票属性之争时，却忽视了比该张选票属性判定更为重要的投票人独董身份所存在重大法律瑕疵的问题。

6月18日万科董事会发布上市公司公告，称万科重组方案在董事会上获得了通过。然而万科大股东华润公司却坚称重组方案未获通过。问题出在哪里呢？原来是在独立董事张利平的一票究竟是算回避表决，

还是弃权票的法律形式上发生了分歧，而这一分歧的最终判定将决定万科高管层提出的深铁增发议案是否获得通过。继而决定万科这个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商最终花落谁家结局。

独立董事张利平认为自身存在潜在的关联与利益冲突，申请不对所有相关议案行使表决权而回避表决。由此华润认为，董事会11名成员到场，结果为7票同意，3票反对，1票回避表决，赞成的比例为7/11，赞成票未达2/3，因此议案并未获通过。但万科认为，排除一名关联关系独立董事回避表决，相关议案由无关联关系的10名董事进行表决，7票赞成，3票反对，赞成的比例为7/10，赞成票已达2/3，有关议案获得通过。

从表面看，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出席本次会议的有关联之嫌的独立董事张利平的一票究竟是算作弃权票计入有表决权董事的总人数，还是算作回避表决人不计入有表决权董事的总人数之争。严格说，从专业角度看，对这关键的一票属性的判定依据现有法律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相关法规最终并不难界定。对本次议案是否该判定为通过自会有权威的法律定论。并不是万科议案争议的关键。

关键在于当人们把目光和注意力都集中到选票属性之争时，却忽视了比该张选票属性判定更为重要的投票人独董身份所存在重大法律瑕疵的问题。即张利平独立董事本人所认为自身与万科公司存在潜在的关联与利益冲突而回避表决这个被人们忽视的细节，这就是张利平的独立董事身份资格是否合法合规？是否具备？

万科公告表明：独立董事张利平，2010年8月获选为万科独立董事， 2015年7月接替梁锦松出任美国黑石集团大中华区主席。众所周知，独立董事的前提是必须独立，一个不独立且与任职上市公司有关联交易包括其本人都认为存在潜在关联与利益冲突的人，却担任了独立董事。犯了独董不关联，关联不独董的大忌。

具体到本案例来说，只能有两种解释：其一，张利平任主席的黑石公司与万科存在关联交易，张本人不是关联人士。张本人虽出席了董事会，其表决回避无效，只能算作弃权票。其结果是11票中7票赞成3票反对，未达三分之二，该议案不能通过。（当然，在回避无效的前提下，若其投赞成票则除外，但这将激怒华润，并不排除华润方面对其个人关联行为进行法律深究的风险。因为由张利平任大中华区主席的美国黑石公司在2015年6月与万科合作成立了万科物流地产公司。张利平的这一身份要想证明其是万科非关联人士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二，张利平本人所认为自身与万科公司存在潜在的关联与利益冲突之说成立，这样他就成了世界首位关联独董，明知自己是独董，不能和上市公司发生关联，却还在未经董事会批准和披露的情况下由己任主席的公司与上市公司发生关联，犯了独董不关联，关联不独董的大忌，二者一旦相交，当事人必有问题。

究竟该怎样理解这样一位拥有超过30年的金融和政府关系方面的经验并有极丰富专业背景的市场资深人士所作出的令人不可思议行为？只有两种可能：要么是无知独董不懂；要么是无视中国法律制度。加上值此万科重大分歧议案表决的关键时刻，既想为一方站台又怕得罪另一方而慌不择路，误入两难之险途。

总之，无论张利平是先为独立董事后成为关联人士，还是先为关联人士后成为独立董事，都是对我国独立董事制度的公开违反和欺我监管无能，对我国独董制度进行的公开嘲弄。

上述两种情况中，笔者更倾向后者，因为即便我们充分考虑这是黑石公司与万科公司之间的单位关联交易，但公众只要一考虑到张利平本人绝非美国黑石公司的一般职员，而是对黑石公司在经营决策、财务分配和治理结构均存有重大影响的主要负责人。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角度，还是现实情况来判断，张利平本人与万科公司的关联关系都是成立的。而他的独董资格是是有明显法律瑕疵的。

其出路有三：1、本人引咎辞职；2、股东弹劾；3、监管部门罢免。至于这三条出路究竟会以何种方式出现？以及何时发生？无疑将成为引导万宝之争，万润之争这一中国股市罕见的购并的走势。无论监管者、投资人，法律工作者还是媒体人，都将经历一次难得的历练，对此人们将拭目以待。

结论：万科关联独董公开坦言回避表决的奇闻，充分暴露出了被监管者和投资人寄予厚望的中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严重缺陷。即独董不独和独董不懂。难怪中小股东批评独立董事是花瓶，甚至是大股东或公司内部人的帮凶。由于“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今天中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规范，财富分配不公平，上市公司高管和大股东暴富，中小股东巨亏，中国股市日益沉沦而难以崛起，公司治理结构失衡和独立董事不发挥作用不正是重要原因之一吗？

尽管，我们知道如此重大敏感的议案，绝非由董事会收官，还要股东大会最后表决通过，但董事会通过，即可对外公告，占尽舆论先机进而影响股东会上股东的投票行为。正因如此，大股东华润与王石为代表的内部人之间的权力之争远未结束，势以更激烈的画面色彩纷呈。

万科购并重组案例的复杂性，综合性及大股东、二股东与内部人之间对公司控制权争夺的惨烈性和当今世界各种购并重组中最先进法律技术手段应用的广泛性都决定了无论其结局如何均将牢固奠定它是中国资本市场购并重组第一例的历史地位并写入世界购并历史教科书。而万科购并重组案例也可能将以《一位关联独董的关键一票》写入中国公司治理案例教学的教科书。

（来源：和讯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