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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英国脱欧:　需要变革思维方式

虽然仅仅过去几天，发生在6月24日的英国脱欧公投已经成为了历史。世界媒体对此举的报道和评论，铺天盖地，就主流而言，是不看好英国脱欧。英国自身在脱欧公投过程中的分野，演进为世界性不同思想、价值观和利益取向的碰撞。其中不难发现，传统政治、历史、经济、国际关系的观念和方法主导着舆论和人们对英国脱欧的背景、过程及其后果的解读，一片混沌。

这告诉我们，已经到了突破传统理论、思维框架和逻辑，引入复杂性科学概念和方法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我们方有可能耐心地观看这出没有剧本、没有导演和没有明星的历史大戏，并理出其中的头绪。

在重大历史事件来临时刻，借用哈耶克言：要避免“致命的自负”。

第一，不可能穷尽重大事件的“历史背景”。

长久以来，人们习惯对重大事件进行“历史背景”的梳理，企望找出“来龙去脉”，推导结论。这种方法越来越过时了。因为当代世界演变为复杂系统，不是走近，而是远离“井然有序”，呈失序的“混沌”状态，无一定轨迹可循，难以对背景进行简单归纳。

此次英国公投的“历史背景”，有直接和间接的，有经济和政治的，有国内和国际的，有本身动力和外在压力的。既不可能穷尽其“历史背景”，也不可能找出诸多复杂因素间的相关性，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再从而得出结果。这种情况日益普遍。特别是对突发性历史事件，寻求对其“历史背景”的探讨，成为旷日持久的工作。最典型的案例是“911”事件。

第二，“议题”超越“主义”。

英国是产生“理论”和“主义”的国家，也是“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并存的国家。英国的“保守党”就以“保守”命名。但是，自撒切尔时代之后，主义和各种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急速退潮。在此次公投中，只有议题，没有主义。这些议题是：“消费者事务”、“教育和研究”、“农业和渔业”、“移民”、“主权和法律”、“旅游和海外生活”、“作为欧盟成员国的成本”、“能源和环境”、“全球决策和国防”、“政策和安全”、“贸易和经济”、“工作和收入”。

上述议题是复杂的、多样的、互相交织的，难以区分哪些更重要。长期以来，经济决定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经济固然重要，但是，以为一切可以通过经济原因加以解释，那就错了。在此次公投中，不论选择脱欧还是留欧，“主义”显得暗淡无光，更看不到所谓“左派”和“右派”的踪影。而社会面临的越来越多的“议题”，并不需要与任何“主义”挂钩，不同“主义”者常常给予相同答案。

第三，内政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内政化。

英国作为国际化极强的发达国家，其内政和外交，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之间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在英国，试图区分其国内事务与欧盟的联系，也是困难的。此次英国脱欧公投，开创了让民众对不可分割的内政和国际事务做出自己选择的先河。

英国从来是开放社会，脱欧并不意味着英国会走向孤立主义。牛津校长刘易斯?理查德森教授(Prof.　Louise　Richardson)就英国脱欧给全体师生写信，显现了坚定不移的开放理念：“我们的大学在过去几百年中经历过比这更大的风浪。我坚信对教育和科研的承诺，会让我们出色的国际大家庭中的师生们团结起来，继续蓬勃发展，并在这样的非常时刻更坚强地崛起。”

第四，社会结构呈现“非固化”趋势。

1845年，恩格斯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一版在莱比锡出版。如今，作为工业革命故乡的英国，恩格斯所描述的产业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基本不复存在。英国社会，绝非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所能解释。所谓“社会底层”，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在英国这样长期发达，福利制度健全的国家，就社会主体而言，并不存在某种特定的“社会底层”。

近年来，中国弥漫着反对和批判“民粹主义”思潮。于是，有一种观点是，“民粹主义”影响了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所以，人们需要对抗崛起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里隐含着一种荒谬的现象。那些抨击“民粹主义”，恐怖“民粹主义”胜利，为“精英主义”失败而惋惜的大多数，并不被他们所崇敬的“精英”阶层接受。

其实，“民粹主义”（populism），比较准确的翻译是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公民主义等，其核心内涵是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遗憾的是，“民粹主义”已经成了贬义词。事实上，“民粹主义”是以“精英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它反对和否定“精英”执政和决策的合法性，挑战少数政治精英掌握政权、统治绝大多数群众的“不可逾越的社会学法则”。至少21世纪以来，精英形成的机制和精英政治的基础快速瓦解。在这个意义上说，“民粹主义”存在着合理性。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退欧是1830年代宪章运动以来的对精英最大的不信任”，不无道理。今天英国社会的光谱，不再以阶级为基础，也不以阶层为基础，而是在不同时期呈现出所面临问题的不同组合，它与意识形态和政党选项分离，社会成员之间的分歧和分裂不再具有传统的固化特征。很难说，这不是一种进步。

第五，代议制和政党政治在转型。

英国是实施现代政党政治和代议制的最早国家。英国代议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3世纪，标志是英国议会的形成。英国政党政治则起源于1662年托利党的诞生。托利党即保守党前身。但是，历经数百年，英国代议制面临直接民主的压力，与此同时，不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体制，已经严重滞后于社会向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演变。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不诉诸直接民主，于是公投就成为没有选择的选择。

从公投的结果分析，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都没有发生显著和决定性的影响，保守党和工党内部各自形成了脱欧派和留欧派。最有讽刺意义的是：在野党的工党领袖柯宾和执政的保守党首相卡梅伦，竟然共同持有“留欧”立场。但是，如果因此得出民主制度陷入无解的危机，绝对是浅薄的。这样的事实恰恰证明，民主制度的“张力”是被低估的，它可以接受直接民主的冲击，也可以承受诸如“公投”的社会成本。

民主制度需要改革，需要在“实验”和“试错”中转型。暂且不论“公投”本身，英国此次脱欧“公投”很可能预示了这样一种未来：一方面，对于政治家之间理念的分歧，政党之间宗旨和路线的差别，议会的争吵和辩论，民众的关注度不可挽回地下落，甚至这些只有象征性影响；另一方面，民众对政治问题的判断和选择的自主性急速上升。民众对政治参与的新形式，以及对政策形成机制的不断创新，正在加速传统的代议制和政党政治的结构性转变。

第六，传统政治家，政治家强人的时代悄然走向完结。

2002年，英国广播公司举办了一个投票选举“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活动，其中，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家有领导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劳合?乔治

（DavidLloydGeorge，1863-1945），领导二次世界大战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LeonardSpencerChurchil，1874-1965），以及约翰?以诺?鲍威尔（EnochPowel，1912-1998）。没有列入其中的撒切尔夫人（Margaret　Hilda　Thatcher，1925-2013），无疑也应该是被历史记忆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以政治为职业，具有明确的理念、历史眼光、领袖魅力和政治运作手段，在政治上相当有建树，即使辞世多年，其影响力仍在。如今，产生这样政治家的政治生态已经不再。只有政客，再无政治家。

在英国此次公投过程中，不论是首相卡梅伦，还是在野党党魁科尔宾（JeremyCorbyn），甚至伦敦前市长约翰逊，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出色表现。特别是，卡梅伦在公投后致辞时饱含泪水，实在是没有大政治家风范。伦敦和莫斯科一样，不会相信眼泪。

如今，政治呈现娱乐化趋势，其神秘、权威、庄严、严肃的色彩正在淡化和褪去。与此同时，政治家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特殊阶层，正走向群体性没落。很可能在20~30年间，即一代人至两代人之后消亡。因为，不再需要政治家作为一种专业和职业。他们将如同昨天的接线员和打字员一样被无情消失和遗忘。

第七，社群媒体的影响力方兴未艾。

在此次英国脱欧公投中，大众媒体竭尽全力，但是，相比较社群媒体，其实质影响力呈现式微。因为，社群媒体扁平化、无阶层、自行集结、有参与权利；并且能以多种不同形式呈现、普及，随时随地更新变化，实用程度高。

于是，以社群媒体为基础，民众不仅可以“自组织”，而且可以不断改变“自组织”，形成多元化和群体行为。其中，最为活跃的是生长于网络时代的青年人，他们是绝对被影响，而又成为影响主体的一代。因为他们，社会的政治生态正在演变。

第八，现存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政策模式面临突破。

二十一世纪以来，不断深化的全球化，遍布世界的区域整合和各种新型国际组织的产生，特别是恐怖主义蔓延和ISIS现象，不仅挑战了传统的“地缘政治”，冲击了旨在平衡国家间利益冲突的传统外交模式，而且动摇了以“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及“建构主义”为基础的经典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至于一度很有影响力的“三个世界”理论和“南北对话”经验，几乎被历史遗忘。

国际事务正在日益“多维化”，不仅涉及的问题不再单一，例如不存在单纯的货币政策；而且越来越多的双边国家关系牵扯到多边国家关系。政治家承诺的贬值成为普遍现象。所以，那种通过国与国上层政治家之间谈判、外交家运作、国际组织参与、签订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以求影响和改变国际关系的难度越来越大。不仅梅特涅时代、凡尔赛会议成为历史陈迹，冷战时代美苏元首的戴维斯会议方式也彻底过时，即使对G20和APEC这样的国际组织形态对国际事务的实质影响力也不要估计过高。

此次英国脱欧公投，对国际关系影响甚大，同时造成和推进了以下历史拐点到来：（1）英国自1707年建立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国家架构的拐点:　强化苏格兰和爱尔兰分离合法性；（2）欧盟从扩张到收缩的拐点：欧盟彻底大陆化；（3）欧盟内部原有平衡的拐点：在英国脱欧之后，德国的权重相对上升，加强了德法轴心－欧洲一体化的支柱；（4）大西洋合作模式的拐点：与北美走近，英国因为地缘政治和历史原因，强化盎格鲁撒克逊纽带和美国的“特殊关系”；（5）全球化的拐点：主流将是区域化重组。

第九，英国的国际地位不会因为脱欧而有实质改变。

最近媒体大量报道脱欧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诸如欧美股重挫、风险资产下跌、英镑贬值。如果认为最糟的状况已经过去，似乎过于天真，但是，以为这样糟的情况会持续下去，英国因此沦为“店小二”式的“二流”国家，实在是一种愚昧。英国的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并没有因为公投而发生实质性改变。

在当代世界，以GDP衡量一个国家的影响力只是一种指标，一个国家在思想和精神上的贡献和创新更为重要。不要因为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今天的脱欧，而忽视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一直对世界潮流不可低估的影响。仅以英国20世纪大事件为例：是金本位制度兴衰的关键国家；直接影响了一战和二战的过程和结局；奠定了中东三代人地缘政治格局；提出和促进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格局；撒切尔（Thatcher）主义和里根（Reagan）主义:　开启20世纪自由主义、再私有化和全球化；伦敦具有不可取代的国际地位；永不过时的凯恩斯主义；对东南亚无形和顽强的影响。

即使此时此刻的英国，在若干领域仍处于领先地位。例如：（1）区域货币；（2）互联网金融；（3）社会资本；（4）社会企业；（5）转型运动（transition　movement）；（6）后碳社会（post-carbon　society)；（7）复杂性科学（complexity　science）。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前沿科学之一的“复杂性科学”，它是系统科学发展的新阶段。霍金曾说“21世纪将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带给自然科学界变革的复杂科学，也开始进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英国国民，包括青年人并不以自己国家昨天是“日不落帝国”而自豪，也不会因今天帝国辉煌不再而自卑。

第十，历史趋势是没有终极的赢家和输家。

人们思考和讨论政治和国家事务，似乎必有“输赢”和“成败”的定式，而决定“输赢”和“成败”的关键是“实力”。于是，“博弈论”成为分析当代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主要理论和范式。问题是，在现今信息革命和大数据时代，外在的信息数量和速度逼迫博弈过程开放，导致原来游戏规则的约束条件发生动摇，使得“静态博弈”成为稀少情况。博弈当事人缺乏选择“合作博弈”还是“非合作博弈”的主动性。也就是说，现代政治和国际关系正在超越“博弈论”“定式”，以输赢代表的功利主义不再那么重要。

此次英国脱欧公投，在英国国内，没有绝对的赢家和失败者，也没有产生英雄和悲剧人物；在英国之外，也难说哪些国家绝对受益，哪些国家注定吃亏。追求成为赢家，不愿意成为输家；崇尚胜利者，唏嘘悲剧人物，都已陈旧。在时空演变加速的今天，现代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输赢，丧失了传统的意义和价值。悲剧和喜剧、失败和成功、成本和收益，实质的差异是非常微小的。

结语

因为英国脱欧，英文产生了一个新词：BREXIT，本期《外交季刊》就是以这个词作为题目的。但是，不会因为有了BREXIT这个新词，就可以对英国未来做出预测和结论。此次英国脱欧公投，证明了当代政治的“非线性动态”特征，曾经教化人们的经典政治美学概念，诸如“平衡”、“连续性”、“社会分工”、“治理”、“战略设计”、“科层决策”已经被“非均衡”、“离散”、“跨界”、“自组织”、“去中心”、“大众参与”所冲击甚至替代，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按照英国相关法律，公投结果不具备法律的约束性，只具有参考价值。换句话说，英国议会不一定会选择让英国走上脱欧之路。所以，不要过早地以为可以看清和说清英国脱欧这一历史事件的意义。至少现在看不清。

1976年，英国曾经发生过重大经济危机，当时执政的工党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求借39亿美元。当时被认为是英国衰败的划时代事件。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一结论是错误的。今天的唱衰英国论，尚缺少足够根据。

2010年代的今天，整个世界，不论已经选择了怎样的经济和政治制度，都需要改革和转型，人类原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已经不够，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创新。理解今天的世界，需要胸怀和远见。英国在脱欧公投之后，同时存在着高兴和失落，满意和遗憾，兴奋和郁闷，希望和后悔，但是，英国社会并没有撕裂。如果英国此次脱欧转型顺利，有利于英国人民，也有利于欧洲和世界。此时时刻的英国，不管是脱欧还是留欧，足球照踢。6月23日，公投前一天，2016年欧洲杯小组赛结束，进入淘汰赛阶段的16强全部产生，英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支不列颠球队悉数顺利晋级。6月28日，英格兰和北爱尔兰遭遇淘汰，威尔士队进入四分之一决赛。世界应该要为威尔士队喊一声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