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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张维迎现场火爆PK 产业政策该不该存在？

2016年11月9日下午，北京大学校园里，到处都能听到师生们在谈论美国大选。但在北大国发院所在的朗润园里，大量师生正排队进场，在这个曾经的晚清内阁军机会议处围观两位经济学家的辩论会。

当天下午两点，第72次“朗润?格政”产业政策思辨会在朗润园万众楼二楼举行。这次思辨会的两位主角都是北大国发院教授——国发院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国发院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

过去二十多年，这两位北大国发院的创始人一直就国企改革、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等话题，在纸面或会议上多次展开辩论，谁也没能说服谁（参见本报2014年5月9日《林毅夫：“既要有效市场，又要有为政府”》一文，以及2016年9月25日《张维迎谈与林毅夫二十年之争：“很多争论要若干年后才能见分晓”》一文）。

今年以来，林张二人围绕产业政策的存废再次爆发论战。林毅夫认为，产业政策不可或缺，后发国家要靠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张维迎则呼吁废除所有的产业政策。这场辩论引起了经济学家吴敬琏等著名学者的广泛关注。

林毅夫曾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学者间的辩论应该面对面进行，通过媒体“隔空喊话”不可取。这或许是本次“产业政策思辨会”得以举行的原因之一。

当下的中国，诸多经济领域的改革都涉及政府在市场中的角色、政府与市场的界限之争，林张对于产业政策的公开辩论，也因此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以下是林毅夫和张维迎在这次思辨会上的部分对话实录，系南方周末记者现场摘录整理，未经林张二人审定。

林毅夫：产业政策就像集中兵力打歼灭战

很多经济学家反对产业政策，我去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产业政策的时候，一千多个经济学家都反对，理由是二战后很多使用了产业政策的国家，效果很差，包括日本，很多产业政策是不成功的。

但我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就能实现超赶的，除了石油输出国。也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就能保持发达经济体地位的。不能因为产业政策大部分失败，就不要产业政策，那样做是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我们能做的是提高成功的概率，减少失败的概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他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失败了他付出了成本，成功了大家认为这是新的产业和新的技术，后面跟随者来了，竞争者来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就没有垄断利润。

发达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做法是，给第一个吃螃蟹企业家做专利保护，用这种方式来补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补贴先天不平等。发展中国家是在世界技术产业内部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采用的新技术很可能是成熟的，没法给专利，但依然面临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问题，所以政府要给一个合适的激励补偿。

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是否能成功，除了取决于他的企业家精神和产品外，还取决于产业软硬件基础设施是否完善。对这个基础设施，第一个吃螃蟹的基本无能为力，需要很多企业家一起来做，形成一个产业集群，才会引来比较好的供应链。这就需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来解决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协调供给。

媒体上说，我讲有效的政府，不讲市场。说我是政府派，维迎是市场派。我希望媒体朋友能帮忙把我的完整的观点传播出去，我是强调既要有市场，又要有政府。

但为什么产业政策用意很好却失败了呢？我研究了一下，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普遍失败。一是发展中国家容易有赶超的心态，想要三年赶英五年超美，好心办了坏事；二是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也经常有失败，支持基础科研，本身成功概率很低，95%以上是失败的；三是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为了就业需要继续补贴，比如美国和欧洲的农业政策。欧盟每天要给一头奶牛补贴2欧元，其实应该退出了，但不愿意退出。如果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政府还是继续补贴，会导致资源重复配置和寻租行为。

合适的产业政策特性，要有潜在的比较优势。这个行业从生产要素成本来看，已经处于世界最低，具备比较优势。但它的交易成本太高，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总成本过高。政府的产业政策能帮助解决软硬基础设施，解决先行者的激励补偿，让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有竞争力的产业。

那些不成功的产业政策，通常瞄准的是人均收入水平是你的5倍、10倍甚至20倍的国家，比较优势变成比较劣势。产业政策成功的国家，基本都是瞄准那些人均收入水平是自己的一两倍，最多三倍的国家。

也就是说，要瞄准那些人均收入水平差异不大，要素禀赋大致相当的国家，看看他们成熟的产业是什么，这一步很重要。政府经常想要太先进的国家的产业，要避免政府的过度赶超，也要避免没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

发展中国家普遍软硬件基础设施弱，但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国内有些企业发现了这个资源，政府可以帮着做大做强。比如印度过去没有服务业，但印度企业发现了这个机会，印度政府帮忙改善地面传输设施，成本大大改善，印度的服务业变成世界上的领先产业。

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一定的保护，没有专利的话，可以税收保护，进口机器设备时优先得到外汇等，这种激励力度比较小，而且一般都是一次性的，所以不用担心政府的激励会尾大不掉。

对国际领先的产业，跟发达国家一样，政府要支持基础研究。对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政府帮忙宣传，比如过去智利红酒是上不了餐桌的，后来智利总统到国外出访，都是带着智利的红酒去办酒会。加工产业等失去比较优势的，要转移到国外去创造“第二春”，政府要对转型的产业工人提供再就业培训。

政府不是要帮企业做决定，是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协调问题，完善基础设施，也就是我一直讲的因势利导，帮助企业解决企业解决不了的问题。

政府为什么要选择特定产业来支持相应的软硬件基础设施？这实际上就像是毛泽东说的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是产业政策的要义。要完善的基础设施太多了，其实如果你有资源，应该全都做，只是因为资源不够多，只能是像邓小平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就是让一部分产业的软硬基础设施先完善起来。让一部分产业先发展起来，成为国家的竞争优势，这样就可以创造更多可用、可支配的资源，把其他地方的软硬基础设施也完善一下，这是产业政策要达到的目标。最后是大家共同富裕，共同发展。

张维迎：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企业吃偏饭

林毅夫对产业政策的定义太宽。按林毅夫的定义，几乎政府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产业政策，批评产业政策就等于否定政府的作用，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利于问题的讨论。

1980年代中期，日本的产业政策很受一些中国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的推崇。1987年夏天，我对日本做了为期半个月的访问，我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日本早期的产业政策之所以没有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是因为错误的产业政策总会受到企业家的抵制。汽车产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没有本田宗一郎等人的抵制，也就没有日本汽车产业的今天。

日本产业政策总体上讲是失败的。在日本最成功的20个产业，基本没有产业政

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策的作用，即使有，作用也微乎其微；反倒是最失败的7个产业，都受产业政策的严重影响。1980年代之后，日本产业政策的失误比比皆是，包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发、模拟技术、移动通讯等方面，都被产业政策带入歧途。通产省神话由此破灭。

我一直试图从理论上寻找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我发现，产业政策失败的原因和计划经济失败的原因完全一样。概言之，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鉴于当时电风扇生产“一哄而上”的局面，机电部约请了若干国内有名的生产技术、市场分析和经济管理方面的专家，商讨对策。在大量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专家们认为，中国电风扇行业的年生产能力在今后若干年保持在1000万台左右为宜，主张选择若干实力雄厚的企业“定点”生产，主管部门还据此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然而实践证明，专家们的预测与实际状况有很大差距，电风扇的市场容量和生产规模不断迅速扩张。在数年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过程中，电风扇行业的组织结构也趋于合理，生产集中于几个名牌企业集团，但并不是原来设想的布局模式。这种使用了“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却没有得到“科学结论”的情形，在许多产业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出现过。

说到电风扇，我不由得想起林毅夫曾讲过的他自己的故事。当年回国时他用配额买了4台电风扇，全家每人一台，因为当时根本想不到以后能用上空调。

产业政策通过对不同产业、不同企业在市场准入、税收和补贴、融资和信贷、土地优惠、进出口许可等方面的区别对待，创造出权力租金，这必然导致企业家和政府官员的寻租行为。新能源汽车骗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创新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产业政策一定会出现失误。因为错误会暴露自己的无知，掩盖错误的一个办法是对失败的项目提供更多的支持。结果是，错误一个接着一个。

概而言之，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事实上，产业政策只会阻碍创新，因为产业政策会误导企业家，使他们将资源投入不该投入的领域和不该投入的项目。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日本企业在模拟技术上的投入也是一个例子。企业家如果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为了创新，中国企业家需要的是自由和公平竞争的法治环境，而不是产业政策的扶植。

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林毅夫栩栩如生地把创新者比喻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认为政府应该补贴第一个吃螃蟹者。我没有考察过人类吃螃蟹的历史，但我相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企业家承担风险，是出于信念和愿景，而非计算。凡要靠政府补贴才愿意去创新的人，充其量只是个寻租者，根本就算不上企业家。补贴这样的人会导致南郭先生们“滥竽充数”。为了激励创新，我们需要的是专利制度和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不是政府补贴。

进一步讲，创新的不可预测性意味着，政府根本不知道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为你连螃蟹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政府不应该阻止任何人吃螃蟹，但也没有必要为吃螃蟹埋单，因为那会诱使许多人假装吃螃蟹，但实际上不过是拿出吃螃蟹的姿势啃馒头。

林毅夫为产业政策辩护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没有政府协调，市场会出现协调失灵。这里也表现出他对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的误解。现实中，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做的就是协调供给和需求，协调能力决定企业家的赚钱能力。

林毅夫论证产业政策的逻辑是有问题的。他说：“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或者持续发展的发达国家，不用产业政策的。”他讲的这个命题或许为真，这也不奇怪，因为在任何国家，总有雄心勃勃的政府官员和专家想指导，甚至主导经济发展，政府官员也要为自己创造寻租机会，也有既得利益者需要产业政策保护。但由此引申说“没有产业政策，经济就不可能成功”，则是个伪命题。 “没有一个长寿的人不曾得过病”，难道由此就能推论说得病是长寿的原因吗？为什么不看看那么多病死的人？难道产业政策导致失败的国家还不够多吗？